王立軍治下重慶警察增長2倍 投資百億建項目

2012年1月20日，時任重慶市副市長兼市公安局長、副總警監(jiān)王立軍慰問干警。（圖片來源：南都周刊）

2010年8月16日，重慶市人民廣場，重慶交巡警女子特勤支隊。（圖片來源：南都周刊）

　　2011年1月3日早上，重慶人民廣場，女交巡警身穿王立軍設計的紅色雨衣舉行勤務出發(fā)儀式。（圖片來源：南都周刊）

    錢從何來

    這些巨大的投資來自何處？

   

 第一來源是財政。2010年7月12日，王立軍在內(nèi)部會議上說：“這兩年多財政對公安的投入近200億元，這還不算區(qū)縣的配套投資，不算校警30億元的投資。從去年到今年，公安的經(jīng)費占了重慶市總體財政的7%，高于任何省市?！?011年9月，他又說，這一比例已經(jīng)擴大到13%。

    仔細研究重慶市2009年－2012年間的市級財政預算，這四年的公共安全支出(以公安為主，還包括司法、法院等機關)分別為25.3億元、26.8億元、32.1億元和38.9億元，僅占市級預算的6%左右。不過，從歷年重慶市財政預算說明即可見重慶公安系統(tǒng)占據(jù)的特殊位置，整個公安系統(tǒng)獲得的財政撥款，遠超于此。

    比如2009年，重慶財政安排資金53.4億元維護安全穩(wěn)定，主要用于增強政法部門處突安保、反恐應急、搶險救援和案件審理能力。

    2010年，重慶市投入30.2億元，健全人民調(diào)解、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體系，支持“打黑除惡”、反恐應急和化解信訪突出問題。

    2011年，重慶又安排127億元保障公共服務管理，其中包括鞏固基層政法機關經(jīng)費保障機制，增強裝備及辦案能力；支持新建200個交巡警平臺和高層建筑消防設施建設；保障反恐和應急救援裝備投入等。

    2012年，重慶安排142億元加強社會服務管理，包括支持政法機關裝備、信息化建設，增強社會應急管理能力，此外還包括加大刑事案件偵破和反恐、維穩(wěn)、處突等經(jīng)費投入。

    2012年的預算還專門籌集7.9億元，拓展交巡警平臺，完善校園安保長效機制，加快陽光政法系統(tǒng)和應急聯(lián)動防控體系數(shù)字化工程建設。這幾項，分別對應王立軍主導的交巡警改革、校警改革、陽光警務系統(tǒng)和平安重慶數(shù)字化工程。

    不僅如此，財政之外，重慶市公安局還有從區(qū)縣要來的資金和“免費午餐”。

    比如，2010年7月16日，王立軍在第一次行政辦公警示會上說，“好多事我們不花錢，還是從各個區(qū)要來的錢。”這些要來的錢，主要用于食堂、英烈基金和“打黑”所需資金。2010年7月20日，他又說，“我們新啟用印刷廠那塊地蓋培訓中心，這個地和房都是‘零投入’拿到的。”

    社會捐贈也是其資金來源的一部分。例如，警察英烈基金成立不久，就收到“捐贈”1億多元，主要來自企業(yè)界。除了重慶本土企業(yè)，還有外地機構和企業(yè)，如中國光華科技基金會聯(lián)合北京天地陽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向重慶市公安局捐獻警用設備物資，包括警車、信息設備等。

    其中還有“半脅迫式”的募捐。2009年3月18日，在重慶市警察協(xié)會特邀研究員聯(lián)絡員會議上的即席講話中，王立軍說：“前兩天，銀行行長、移動公司老總、保險公司老總來警局，我說不要總拿公安機關當雷鋒，都必須為警察英烈基金作出一點貢獻?！彼媱澷I警用直升機，但轉(zhuǎn)念一想，“今后誰要建設航空旅游基地，我們就借他的飛機，就可以省錢?！?/p>

    除此之外，王立軍還設想使用上市作為融資手段。據(jù)《南都周刊》報道，2011年9月，王立軍在會見《求是》雜志編委時提及，等到保安公司上市后，要拿出15億元成立“警察人民公社”。

    “自許權力”

    公安局長這一行政職務的權力，被王立軍發(fā)揮到極致。他不僅在人事任免上唯我獨尊，而且將吸金能力視為其權力來源之一，在社會經(jīng)濟事務上也干涉至深。

    2010年，重慶最大的信息技術企業(yè)中的兩家——重慶易聯(lián)數(shù)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重慶南華中天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的企業(yè)負責人，均因涉嫌串通招投標等罪名被捕。這兩家企業(yè)都參與了重慶市公安局的金盾工程等項目。

    王立軍在一次會議上透露易聯(lián)一案起因時說：“這次易聯(lián)公司的塌方式犯罪，我早有預見。他們的通訊器材、設備維護、招標投標、員工都有問題。一年時間過去了，他們還這么做，那就對不起，從負責人到會計到相關工作人員，都采取措施?！?/p>

    如果說，基于省級公安機關負責人的執(zhí)法權力而產(chǎn)生的“合法傷害權”，還在其自由裁量范圍內(nèi)，那么其逾越行政權力而深度介入經(jīng)濟事務，則突破了權力的基本底線。

    當他以重慶市公安局作為股東組建重慶市保安集團，并以后者為主要平臺來整編全市保安力量時，王立軍既違反了1998年中共中央關于軍隊、武警部隊和政法機關一律不再從事經(jīng)商活動的決定，也違反了2009年的《保安服務管理條例》。面對質(zhì)疑時，他的回答是“當權不讓”，對不配合的要“立即處理”。

    這種“當權不讓”，實際上已經(jīng)超越了一介公安局長的法定權力范疇，而是在“一把手”機制下的“自許權力”。不唯如此，這一“自許權力”和“法定權力”聯(lián)手，使其在經(jīng)濟事務上為所欲為，從而摧毀了市場對權力邊界的原有期許：凱撒的歸凱撒，市場的歸市場。

    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是，轟轟烈烈的“打黑”運動中，公安局和專案組不僅從中漁利，還主導了涉案企業(yè)的資產(chǎn)和命運。在王氏“打黑”和強勢國資的雙重挾制下，過去五年，作為市場基石的重慶本地民營企業(yè)可謂經(jīng)歷了“冰河時期”。如今薄王已去，撥亂反正，盡管重慶一再強調(diào)對民營企業(yè)的重視，但對于當?shù)孛駹I企業(yè)來說，重建信心之路，仍需時日。財經(jīng)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