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性行為遭大多國人排斥
中國真的發(fā)生“性革命”了嗎？
2005年9月，本刊與北京零點指標信息咨詢有限責任公司共同進行了
“中國城市居民多性行為”主題調查，對北京、上海、廣州等7城市2246名14-60歲的受訪者進行了入戶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社會目前多性行
為現(xiàn)象并不多見，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性生活方式是保持傳統(tǒng)的單一性伙伴行為。在有效回答性伙伴數(shù)量的1842名受訪者中，在過去一年中只與惟一性伙伴發(fā)生過性關系的比例為92%，只有2.4%的人承認自己過去一年中同時與2個或2個以上的人保持性關系。
調查同樣顯示，月均收入5000元及以上、擁有大學本科或以上學歷的已婚男士，更有可能成為多性伙伴行為者。性別差異、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高低、收入差異等與多性伙伴行為之間呈現(xiàn)一定的相關關系。
本次調查之前，距離現(xiàn)在最近的一次全國范圍內對性行為、性文化的調查已經是5年前的事了，由潘綏銘教授負責、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進行。調查顯示，在20-64歲的全體中國人里，到2000年8月為止，在14歲以后的一生(請注意，不是3個月內)中，曾經有過任何一種多伴侶性交的人，只占13.2%-16.2%。
由另一位性學家、我國第一個性文化博物館創(chuàng)辦者劉達臨1989年進行的非隨機抽樣調查顯示，中國城市88.1%的人，農村93.7%的人，只與配偶發(fā)生過性關系。
2005年中國人均性伴侶數(shù)為3.1人，這個數(shù)據與杜蕾斯公司2004年“全球性調查報告”中發(fā)布的聳人聽聞的人均19.3人相比，可能更接近實際情況。
本刊調查顯示，多性行為現(xiàn)象遭到了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排斥。在沒有過多性行為的人中，74%的受訪者認為多性行為不存在任何借口，絕對不能接受；39.1%的多性行為者執(zhí)相同態(tài)度；認同性和婚姻愛情之間密不可分的比例在受訪者中占到了近9成：大多數(shù)中國普通百姓在來勢洶涌的性革命中正以淡定甚至保守的態(tài)度默然抗拒著。
在這抗拒之中，更多的女性(79.2%)認為多性行為無法接受，比男性高出14%左右；更多的男性(7.9%)否定了性與愛情、婚姻之間的聯(lián)系，認為可以接受沒有感情、沒有婚姻關系的性，相比之下，女性中只有4.7%認同此觀點；地處北方的無多性行為受訪者更加排斥多性行為，廣州和成都的無多性行為居民對于多性行為更易接受。
與西方的“性革命”是一回事嗎？
多性伙伴現(xiàn)象面臨著來自方方面面的質疑。社會在評價公眾的性行為時，經常運用的是4個標準：統(tǒng)計學標準，即某種行為的普遍程度；醫(yī)學標準，即某種行為是否健康；法律標準，即這種行為是否合法；道德標準，即這種行為是否符合道德。
多性伙伴行為者可能造成艾滋病等性傳染病的肆意傳播。調查顯示，只有4%有性經歷的受訪者“每次都使用”安全套，33.6%的人竟然
“從不使用安全套”。這一情況在多性伙伴行為者那里并不樂觀，使得對各類疾病的預防變得困難。
道德譴責也許是社會給予多性伙伴行為者的最大壓力，道德與快感構成了多性伙伴行為的“義利之辯”。多性伙伴行為者被譴責破壞家庭穩(wěn)定、挑戰(zhàn)現(xiàn)有道德準則、造成社會不安定因素，有人因此提出“自愿、相愛、合法、隱秘、常規(guī)、不傷、勿仇”應為“性道德七原則”，表示道德底限不容挑釁。有時，多性伙伴行為者也會受到來自自我的道德壓力。他們中的一些人難以克服根深蒂固的道德教育內化而成的自我規(guī)訓，很有可能在矛盾的內心掙扎中產生人格分裂傾向。
西方的性革命也常被用來比照今天的中國。潘綏銘教授曾經指出，我國當前“性革命”中的許多現(xiàn)象，與西方學者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所經歷的如出一轍。
然而，也有學者以為并不能僅僅從表象上理解中國目前正在經歷的性改變。不久前去世的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在路上》和《嚎叫》的譯者文楚安說：“說中國正在經歷一場性革命為時尚早。中國學到的，是表面的、淺層的生活方式�！笨雌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代表“垮掉的一代”的詩人艾倫·金斯堡和小說家杰克·凱魯亞克等，用吸食大麻、蓄長發(fā)、衣衫襤褸、同性愛的方式表達對社會的不滿和內心的迷茫，但是他們始終沒有放棄人文關懷——關注人的終極價值。他們反越戰(zhàn)、反帝國主義、反言論壓制、反后工業(yè)社會，崇尚精神生活、蔑視物質主義。當時的美國，民權運動、女權主義正進行得轟轟烈烈，性革命是在社會大背景下的自然延伸；而中國的多性伙伴現(xiàn)象似乎走到了一個極端，性多于愛，較少考慮到精神生活。
這也許是中國目前正在經歷的性變化與西方性革命的最大的不同，也是我們需要清醒面對之處。
(數(shù)據來自北京零點指標信息咨詢有限責任公司《中國城市居民多性行為調查報告》)
-在過去一年中，與唯一性伙伴發(fā)生過性關系的占92%，同時與2個或2個以上的人保持性關系的占2.4%。
-在未發(fā)生過多性行為的受訪者中，認為自己無法接受多性行的占74%；
-坦承是因為各種原因而“不敢”的占19.7%；因為“找不到愿意和自己發(fā)生多性行為的對象”的占5%。
-在未發(fā)生過多性行為的受訪者中，認為自己無法接受多性行的占74%；
-坦承是因為各種原因而“不敢”的占19.7%；因為“找不到愿意和自己發(fā)生多性行為的對象”的占5%。
-在未發(fā)生過多性行為的受訪者中，認為自己無法接受多性行的占74%；
-坦承是因為各種原因而“不敢”的占19.7%；因為“找不到愿意和自己發(fā)生多性行為的對象”的占5%。
-有性經歷的調查對象中，有過多性行為的男性占5.7%，于女性占0.7%。
-從學歷角度來講，承認自己有過多性行為的調查者中，大學本科或以上學歷的占3.6%，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占1.2%
袁岳：性安全應該是個公共化問題
一直到現(xiàn)在，那篇文章還在袁岳抽屜里放著。題目叫：《好男人應該用安全套》。
有報告顯示：中國人感染艾滋病的途徑，由早期的吸毒和賣血，轉換為性渠道，而且性傳染是增長最快的因素。而另一個調查則顯示：將近90%的人都認為，安全套是避孕用的，跟性安全沒有關系。
“一方面，性成為傳染艾滋病的重要渠道，而另一方面，人們性活躍度很大，卻沒有意識到危險性。我覺得關注這個問題很有必要。”這便是袁岳寫文章的初衷。
“讓人們知道，我們現(xiàn)在的性行為有多不安全�！�
人物周刊：感覺上，性是一個難以啟齒的話題，在調查中會有困難嗎？
袁岳：有的，因為性話題畢竟有一定的敏感性。調查之前，都會有溝通，我們會告訴他：這是一項公共研究，目的是讓更多的人來理解自己行為的危險性。但是就這樣也不能完全排除這種敏感性，調查過程中，有人就很生氣：你問我這個干嗎？
其實“性”這個話題現(xiàn)在已經談得很多的了，尤其是在互聯(lián)網上。但是大部分人感興趣的是性的樂趣，性的浪漫，安全是熱鬧背后的東西，一般不容易被談到。
人物周刊：您認為目前中國性安全是什么樣的狀況？
袁岳：應該說安全系數(shù)非常低。過去，因為性活躍度比較低，安全問題不是特別的突出，就像路上如果車很少的話，安全問題不很緊迫，但是現(xiàn)在人們的性活躍度提高，問題就很迫切了。我手頭的資料顯示：有20%的男人報告自己有過多性經歷，在這20%中間，只有16%的人承認在每一次性生活時都使用安全套，大部分至少是有若干次是不用的。
人物周刊：您的意思是不是政府應該加大宣傳力度？
袁岳：我覺得這方面的工作不應是政府來做，性安全應該是一個公共化問題，應該動用公共資源來做這個事情。就像我們公司今天做這個指數(shù)，我并沒有把它看作一個內部信息，而是無償?shù)毓汲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動用了某種公共資源。用大家的力量做大家的事情，它是一個公共產品。
人物周刊：在其他國家有沒有可以借鑒的呢？
袁岳：我一個美國朋友有個女兒，18歲，上了高中，在學校里找男朋友了。那個美國媽媽首先想到的是告訴女兒：要用安全套；假設一對中國夫婦也有同樣一個女兒，中國媽媽可能就是這樣的態(tài)度：什么安全套，我告訴你，不要和人家亂搞！(笑)
在一些發(fā)達國家，性開放度是很高，但是對性安全的重視也很高；中國人更多的是一種道德的選擇，而不是一種安全選擇。這種非公共化的結果，就是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標準來決定自己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