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富人買豪車如買菜 不屑登福布斯榜

    著名經(jīng)濟學家郎咸平：中國經(jīng)濟在未來的中長期都擺脫不掉通脹這個瘟神，地方政府這種重投資、重稅收的GDP主義一日不改，中國就無法擺脫通脹的魔咒。

    發(fā)改委最近表示，在保持經(jīng)濟平穩(wěn)較快發(fā)展的同時，我們的物價總體是穩(wěn)定的。去年我們CPI漲幅是5.4%，今年全年物價上漲目標控制在4%左右。

    我們首先要問，中國式的通貨膨脹究竟是怎么來的?我發(fā)現(xiàn)我們老百姓普遍都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說票子不是央行故意多印的，主要是外國人愛用美元買我們東西，又愛用美元對中國投資，央行也不能拒絕人家的好意，只好對應發(fā)行人民幣，這樣就多印了一堆人民幣。

    另一種觀點說別光看票子，看看各地的民營企業(yè)吧，到處都缺人，不漲工資能行嗎?再看看房價，大家都往城里擠，房價一漲，什么成本不都得跟著漲?

    還有自然資源，中國人口這么多，有錢的老百姓越來越多，有錢了就買車，買車就要更多的鋼鐵、石油，這物價不就漲起來了?

    我簡單總結一下，前面這個是說多印的票子是從外面來的，后面這個是說盡管有外因，但是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內因。這兩種觀點其實來自于兩位知名經(jīng)濟學家，外因論屬于周其仁，內因論屬于夏斌。兩位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參與中國經(jīng)濟改革了，都曾經(jīng)擔任過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我為什么要和兩位專家辯論呢?因為這個問題必須要討論清楚，外因論、內因論，再加上我的政府投資論，都能或多或少地解釋現(xiàn)在的通貨膨脹。

    但是，三種不同的理論解釋會給出完全不同的政策建議。這就好像郎中診病，都看出來是體溫過高，可是三個郎中診斷的病理卻不同，開的方子自然完全不同。

    那么如何防范這三大通脹風險呢?著名經(jīng)濟學家郎咸平給出了控制中國通脹的四大建議。

    第一，外因論提醒我們外匯儲備這個殷實的家底是源頭禍水，因此必須釜底抽薪，加以控制。周其仁對此已經(jīng)提出了很不錯的建議，就是用財政資源購買美元，使本來流向民間的資金被政府收回。

    我順著這個思路講，長期的做法應該是控制貿易順差和外商投資，具體手段包括適度啟動人民幣升值，調低出口退稅，或者其他綜合手段如產業(yè)結構調整來適度控制貿易順差的規(guī)模。

    同時，修改對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標，有效優(yōu)化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項目，從而控制外商直接投資的規(guī)模。

    第二，外因之所以能傳遞進來，也是因為我們內部的問題。按照內因論的思路，我們需要加快經(jīng)濟轉型，深化經(jīng)濟結構調整。

    我順著夏斌的思路作出推論，內因論等于承認了工資和生活成本都在快速上漲，如果政策得當，讓工資上漲的幅度快過生活成本，那么，通貨膨脹對老百姓的傷害就能降到最低。

    第三，一切的根本都是因為政府投資，由此帶來的非理性亢奮盤活了洶涌而來的貨幣。有了大量涌入的貨幣，這個異?？簥^的需求就導致國內要素全面緊缺，從勞動力到自然資源的價格都因此大幅上漲。

    對我們來講，當務之急是遏制地方政府的舉債投資沖動，調整商業(yè)銀行目前的粗放管理模式，走出現(xiàn)在這種“上市圈錢補充資本，大舉放貸，再去排隊圈錢”的怪圈。

    現(xiàn)在，地方政府跟國有銀行借錢，因為兩頭都是國家的，而且國有銀行的地方主管也不想計提壞賬，影響自己的仕途，所以國有銀行往往對地方政府網(wǎng)開一面。

    如果我們想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進行兩個重大改革：其一是利率市場化，這樣非國有銀行才能對國有銀行形成真正的競爭壓力;其二是銀行放開對民營資本的準入，這樣民營資本會以市場化的高利率吸收存款，如此既能吸回流動性資金，又能給予地方政府的投資項目帶來真正的約束。

    第四，我們還應該警惕行政型通貨膨脹和壟斷型價格上漲。比如石油，現(xiàn)在的國際油價并沒有2008年高，可是國內成品油價格卻比那時候要高出不少，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燃油稅的問題、多少是所謂暴利稅的問題，又有多少是壟斷企業(yè)借優(yōu)勢地位壟斷定價的問題呢?

    再比如電價，電廠虧損的根本原因是上網(wǎng)電價偏低，而不是居民零售電價的問題，電廠的成本利潤還相對透明，可是中間抽成賺大錢的壟斷電網(wǎng)是不是傷害了老百姓的利益?

    這種情況下，貿然調高電價和以階梯電價之名提高電價都會推高物價。類似的，銀行、民航、公路、土地一級開發(fā)等等，都存在這樣的問題。

    我們應該注意到因為壟斷國企都處在國民經(jīng)濟的基礎地位，其任何漲價行為都會對整體物價產生巨大的疊加效應，因此這種漲價必須慎之又慎。

    相反，我認為在必要情況下，應該讓部分壟斷企業(yè)適當虧損，以此補貼老百姓。針對這一點，北京就做得比較好。北京推出了交通補貼，王岐山任北京市市長時壓低了公交價格，把補貼從20億元增加到40億元?，F(xiàn)在就這個政策每年的補貼有100億元。這樣既能引導老百姓出門多采用公共交通，緩解交通壓力，又能讓老百姓得到實惠。

    說到這里，大家應該看到我們三個人的理論其實沒有那么大的矛盾。我再把脈絡理一下，2007—2008年的通貨膨脹主要是外因驅動，而央行沒有從源頭處理，錯失改革良機;積攢下來的20萬億元存底，乘上杠桿效應，燒起了2010—2011年的通貨膨脹。

    而無論是高鐵還是基建的熱情本來應該至少提前6個月熄滅的，可惜遲疑了。當然，我們能體會到貨幣當局的苦心，畢竟中國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基礎如此不堪，中國的貨幣政策決策體系如此特殊，美聯(lián)儲有格林斯潘尚且會犯錯，我們也不必對自己的貨幣當局過分苛責。

    但是，留下來的殘局才是最難收拾的，現(xiàn)在因為害怕通脹抬頭所以不敢放松信貸，結果經(jīng)濟萎靡不振。可是經(jīng)濟下滑會導致地方政府債務惡化，所以又得想辦法寬松貨幣。更不幸的是，人口紅利已經(jīng)沒了，未來中長期我們要持續(xù)面對內生壓力帶來的通貨膨脹。

    因此，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經(jīng)濟學家，我必須再次發(fā)出我的警告：中國經(jīng)濟在未來的中長期都擺脫不掉通脹這個瘟神，地方政府這種重投資、重稅收的GDP主義一日不改，中國就無法擺脫通脹的魔咒，我們千萬不要看著通脹落了一點就又躍躍欲試放開貨幣閘口。這就像一個有肺炎的病人，別以為感冒好了、高燒退了，病就痊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