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菏澤縣南華第二小學(xué)二級一班合影。 這就是內(nèi)戰(zhàn)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跡,一輩子也去不掉 高秉涵總是不能忘記那個清晨,他離開了母親,離開了自己的村莊。 那是1948年,山東菏澤正處于國共兩黨的“拉鋸區(qū)”。當(dāng)?shù)氐囊恍├先嘶貞?,那時候“不是共產(chǎn)黨回來了,殺了國民黨,就是國民黨回來了,殺了共產(chǎn)黨”。在這塊被反復(fù)爭奪的土地上,高秉涵的父親高金錫被槍斃。母親宋 當(dāng)國民政府所屬軍隊及地方各級政府開始陸續(xù)向長江以南撤退時,宋書玉為了不讓曾經(jīng)參加過“三青團(tuán)”的兒子也死于非命,決定將他送到國民政府在南京設(shè)立的“流亡學(xué)?!?。 這是一個太過艱難的決定。在高秉涵的印象里,這個一輩子都在小學(xué)教書的女人,幾乎沒有經(jīng)歷過團(tuán)圓。先是兩個女兒在抗戰(zhàn)初期外出求學(xué)后沒了音信,然后就死掉了丈夫。當(dāng)?shù)匾粋€“圓月祭灶,家人齊到”的習(xí)俗,竟然從來也沒有完成過。 但她還是決定讓自己的兒子離開。因為擔(dān)心當(dāng)時只有13歲的兒子分不清方向,這個母親反復(fù)叮囑:“軍帽上有個太陽的是國軍,有個星星的是八路,跟著軍帽上有太陽的走,國軍不回來,你就別回來?!?/p> 時隔62年,高秉涵仍然能清晰地記得母親講這句話時的模樣。他還記得自己離開家時,外婆從樹上摘下一顆咧嘴的石榴塞進(jìn)他的手里。他坐上馬車,使勁地啃了一口,可是再回頭望時,馬車轉(zhuǎn)了一個彎,母親的身影消失了,只有飛揚的塵土。 那是有關(guān)母親的最后記憶。 在“流亡學(xué)?!倍冗^短暫的時光后,他開始逃難,如同一條小尾巴似地緊緊跟著國民黨部隊。鞋底磨破了,找塊破布將鞋幫綁一綁繼續(xù)走,腳底板上先長了水泡,又長了血泡,最后全部磨破,硌腳的沙石路上,全是血淋淋的腳印,仍然要拼命地追趕部隊。有時,他甚至在夜里撐著眼睛,不敢睡覺,生怕自己一旦睡著,就會錯過不遠(yuǎn)處隊伍的開拔時間。 大部分時候,他都在挨餓。偶爾軍隊停下來吃飯,也給他一份。更多的時候,他只有去撿上一撥慌張?zhí)幼叩娜藗兊氖o?。一群山貓大小的老鼠和他搶食,他便一只手揮舞著木棒讓它們不敢近身,另一只手抓起剩飯狼吞虎咽。 他常常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直到在一間廢棄書局散落一地的圖書中,撿出了一本《中國分省地圖》。從此之后,每走到一個地方,他就在地圖上畫一個圈,而這些圓圈連在一起,就是一幅逃難的路線圖。 現(xiàn)在再提起那條充滿苦難的路,他整個人都沉浸在回憶之中,并重重地嘆一口氣,“逃難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啊!” 一天傍晚,連續(xù)走了兩天的高秉涵終于跟上了正在安營開飯的國軍,炊事員大聲喊:“一人一茶缸粥,別擠,都有飯?!钡砩现槐持桓卑T癟的包袱,沒有茶缸,也沒有碗。他連忙跑到附近的野地摘了張芭蕉葉,打算用做盛粥的器皿。 可還沒等他擠到粥鍋旁邊,前方有人大喊:“別吃了,共軍追上來了!”那些士兵舉起還沒喝到嘴里的稀粥,又拼命地向前奔。高秉涵被擠在一群士兵之中,突然間他身后的士兵摔倒了,滿茶缸滾燙的稀粥都潑在了他的腿上。 沒有人理會這個在人群中疼得掉眼淚的小孩,就連他自己也顧不上“這點小傷”,只有逃,拼命地逃。 他用“腫得像冬瓜一樣的兩條腿”堅持行走了5天,直到感覺到自己的小腿一陣陣癢。坐在河岸上,撩起褲腳,那些燙傷的地方竟然生滿了蠕動的蛆蟲。這時,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小孩,你怎么了?”直到今天,他還記得那是一個“包上畫著紅十字”的人,長期逃亡的經(jīng)驗告訴他,“這是一個共產(chǎn)黨”。 “我那時很害怕?!崩先嘶貞洰?dāng)時的情景,他甚至想立刻逃跑,但那人卻打開了自己并不充實的急救包,先是幫他把表面上的蛆蟲清理干凈,再敷了點藥,用紗布將腿緊緊地包扎。 直到那人離開,高秉涵都不敢出聲,“我當(dāng)時心想,難道共軍里也有好人?” 只不過,這次治療不算成功,沒過幾天,他的雙腿就不停地流膿,紗布和新長出來的肉生在了一起,白色的紗布變成了散發(fā)著臭味的黃色的硬梆梆一團(tuán)。這些傷口最終愈合,整整用了3年。 在老人反復(fù)地講述這些故事時,他總會卷起自己的褲腳,他的小腿上至今仍遍布著大塊的黑色疤痕。因為這些疤痕,他一生都不敢穿短褲,也不敢進(jìn)泳池?!斑@就是內(nèi)戰(zhàn)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跡,一輩子也去不掉?!?/p> 最終,這個少年用了6個月,穿越6個省份,足足走了2000多里地,擠上了由廈門開往金門的最后一班船。 過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對于那些從各個不同港口逃到臺灣的人來說,回家曾是他們最迫切的夢想。然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沒有等到踏上故土與親人團(tuán)聚的時刻。其中有一個,甚至直接被高秉涵宣判死刑。 1963年,高秉涵從臺灣國防管理學(xué)院法律系畢業(yè),被派往金門任審判員工作?!敖痖T逃兵”成為他審理的第一個案子。 那個士兵的家就在對岸廈門,他本是漁民,與偏癱的母親相依為命,一次在給母親抓藥的路上被強拉入伍,跟來臺灣。有時天氣晴朗,隔著這樣一條并不寬的海峽,他甚至一眼就能看到家鄉(xiāng)。但看得到,卻回不去。 士兵決定利用自己的漁夫本領(lǐng)偷渡回家。他偷偷地搞到一個汽車輪胎,趁人不注意時坐輪胎下海,游了整整一夜。天快亮?xí)r,他到岸了。海水沖澀了他的眼睛,還來不及看清就舉起手大喊:“我是從小金門逃過來的,沒帶武器!” 沒想到,海水的流向就和歷史一樣,顛簸反復(fù),終點總是難以預(yù)見。他游了一整夜,最終卻游回了金門海岸。僅僅一個星期后,這個因“回家”而獲罪的士兵就被處以極刑。 那種即使拼掉性命也想要回家的心情,高秉涵很明白。為此,他常?;叵耄谀菞l與死尸為鄰、和山貓大小的老鼠搶食的逃難路上,他曾經(jīng)也有許多次機會,可以往相反的方向走。 那時,他是多么地想念媽媽,想家里的小狗“花臉兒”,想常常一起玩耍的小學(xué)同學(xué)“糞叉子”,想菏澤的燒餅,想極了。 有一次,他眼看就要放棄了。在福建龍巖,他隨國軍部隊一起住在白土鎮(zhèn),那時,他已經(jīng)由一個小難民被收為學(xué)兵。收留高秉涵的主人家是一個平常不太講話的福建女人,過了數(shù)日,她突然問這個流浪的孩子:“我是個寡婦,沒有小孩,你就做我的兒子吧。” 那時,高秉涵已經(jīng)聽說隊伍將要去臺灣,盡管當(dāng)時沒有人能預(yù)言未來,但就連這個孩子也模糊地感覺到,“過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在部隊離開白土鎮(zhèn)的夜晚,這個想當(dāng)母親的女人將他藏了起來。但沒過幾天,部隊發(fā)現(xiàn)這個一路像影子一樣跟著的小孩失蹤了,斷定是被寡婦“綁走了”,于是派來4名士兵,將他押回。 一個小小的轉(zhuǎn)折,卻足以改變他的人生。 最終他過了大海,去了臺灣,在那里度過大半個人生,求學(xué)成家,先后成為法官和律師,并且最終也沒能再見自己的母親一面。 他曾經(jīng)想過各種辦法聯(lián)系母親。1979年,大陸與臺灣之間尚不能直接通信,他委托美國的同學(xué)幫忙寄出第一封家書。他不知道自己的村子是否仍在,也不知道該如何填寫地址,便只好寫下“山東菏澤市西北35里地處高莊”,收信人則是母親“宋書玉”。 在那封并不長的信中,他這樣寫道:“我之所以要艱苦奮斗地活下去,就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夠再見到我娘一面,絕不會像大姐秉潔、三姐秉浩一樣,在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時,就生死不明……娘,我會活著回來?!?/p> 他不知道,在海峽這頭,杳無音信的兩個姐姐實際上是從國民黨家庭出走后投奔延安,成了共產(chǎn)黨的干部,直到他踏上逃難路的那年才第一次回家。 年邁的母親找回了女兒們,卻失去了兒子的音訊,等待耗盡了她全部的生命。就在這封信輾轉(zhuǎn)寄達(dá)的一年前,宋書玉逝世于吉林遼源,她的晚年和小兒子住在一起。兩個女兒,分別安家在廣州和沈陽。 說起這些,60多歲的弟弟高秉濤哭得像個孩子,“就差13個月,我母親就能知道她的大兒子去了臺灣,沒有死。” 弟弟告訴高秉涵,對一輩子盼著兒子回家的老母親來說,兒子是年夜飯時桌上的一副碗筷,她總要為他夾一塊肉、夾一口菜;兒子還是一件小時穿過的棉褂,一直被媽媽藏在枕頭下面,從菏澤一路向北帶到遼源,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