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老兵回山東故里 受托帶回57壇骨灰(組圖)

小學畢業(yè)證書上的高秉涵。

    只要還有一個人要回家，我就陪著他們

    在臺灣，200多個從菏澤一路歷經(jīng)戰(zhàn)火和逃難來到這里的人組成了“菏澤旅臺同鄉(xiāng)會”。高秉涵因為來臺時年齡最小，在同鄉(xiāng)會里也最年輕，被推選為會長。

    對他來說，會里的每一個同鄉(xiāng)都是他的父兄、母姐。他堅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著想要回家的同鄉(xiāng)一道返鄉(xiāng)，“我答應過他們，只要還有一個人要回家，我就陪著他們一起回來。

    說這話的時候，高秉涵似乎已經(jīng)完全忘記，自己也是一位75歲的老人了。

    其實，菏澤只是他生活了13年的地方，如今他在那里已沒有“五服以內的親人”。但因為這些同在異鄉(xiāng)的鄉(xiāng)親，菏澤不僅意味著故鄉(xiāng)，也意味著他身上背負的、關于回家的約定。

    高秉涵成了菏澤同鄉(xiāng)的中心人物。這些一輩子都未忘鄉(xiāng)音的菏澤人頻繁地聚會，只不過，他們的話題屈指可數(shù)：家鄉(xiāng)的樣子，逃難的經(jīng)歷。他們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著自己的故事，以至于后來高秉涵的太太都不愿意參加這樣的聚會，因為“每次都聽同樣的事情”。

    即便在家里，高秉涵也總是在飯桌上興高采烈地講起小時候在鄉(xiāng)間犁地，和父親清晨跑到“黑豆棵”里捉鵪鶉，講起老家的風俗“壓床”。當然，還有許多逃難路上的故事。

    以下就是那被上百次反復講述的故事之一。

    廈門海岸上的一個秋夜，中秋節(jié)剛剛過去，“月光很亮”。高秉涵和海灘上成千上萬人一樣，焦急地等待著前來帶他們到海峽另一邊的船。天還沒亮，兩艘登陸艇悄悄地靠岸，逃難的人們“像流水一樣瘋跑”，想要抓住最后一根離岸的稻草。

    這個當時只有14歲的男孩，只能跟著人流向前擠，一開始是在地上跑，但很快就變成了“在被踩死的尸體上跑”。身后的士兵甚至用槍托打在他身上，想要踩著他登船。

    天已大亮，當他在最后一刻擠上船時，一顆炮彈落在船上，硝煙和血霧彌漫在一起。那些未能登船的士兵絕望地哭喊著，有的拿起槍向船上掃射。艙門關閉，將正在那里的難民攔腰夾斷。船上幸存者所能做的，只是將尸體和殘肢不斷地扔進海中。

    當?shù)顷懲щx去時，海水變成了猩紅色。高秉涵站在船艙蓋子上，那里到處是人，甚至連蹲下的空間也沒有，空氣中飄蕩著“火藥和血的味道”。

    他漂落到了大海的另一邊，再也見不到自己的母親。但是，當時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樣一個充滿訣別意味的清晨，究竟是哪一日。數(shù)十年后，他在圖書館翻查史料，才發(fā)現(xiàn)自己乘坐的是那一年由廈門駛往臺灣的最后一班船。日期：1949年10月16日。僅僅就在半個月之前，在遙遠的北京，一個新的共和國成立了。

    那個被他一刀一刀刻進心里的故鄉(xiāng)

    此岸，曾經(jīng)像是一生也回不來的地方。

    但高秉涵和那些一直堅稱自己“旅居臺灣”的老人一樣，從未放棄尋找觸摸故鄉(xiāng)的機會。菏澤同鄉(xiāng)卞永蘭就是其中的一位。上世紀60年代，她取得了阿根廷護照。1982年，她終于在從阿根廷到臺灣的旅途中找機會回到菏澤。

    她的記事簿上密密麻麻地記載著在臺灣的菏澤同鄉(xiāng)對她的請求，有的想要張“老房子的照片”，有的請她去找一找自己失散多年的老母親，有的則請她帶回點家鄉(xiāng)的特產(chǎn)。高秉涵也對她說了個請求：“帶點家鄉(xiāng)的土回來吧?！?/p>

    卞永蘭回到臺北的第二天，菏澤同鄉(xiāng)舉行了一場大聚會。許多人臉上的神情顯得緊張，大家像小學生一樣規(guī)矩地坐在一起。

    分特產(chǎn)時，人多物少，最終定下“每戶燒餅一個、耿餅三只、山楂和紅棗各五?！?。之后則要分配卞永蘭從菏澤提回來的整整3公斤泥土。因為高秉涵是律師，他被指派執(zhí)行“分土”。經(jīng)過激烈的爭論，同鄉(xiāng)們約定必須憑籍貫欄中寫有“菏澤”二字的身份證方可領取，并且“每人一湯匙，不可多得，分土者因責任重大，可分到兩湯匙”。

    直到今天，當高秉涵回憶起那時的情景，還記得四周靜得“落下一顆塵土也聽得見”，沒有人說話，甚至沒有人大聲喘氣。他一手拿湯匙舀土，另一手用筷子小心地將湯匙里冒出的土尖撥平，再倒在一張白紙上。

    分到土的人小心翼翼地捧著這一層灰黃色的泥土，仔細地包好。有一位老先生，因為雙手顫抖，還沒等包起紙包，就把土撒在了地上。他坐在地上，一邊撿土，一邊流淚。最后，高秉涵又給他分了一湯匙。

    那些手握泥土的同鄉(xiāng)們臉上“又得意又哀傷”的表情，讓高秉涵終生難忘。

    這個“分土人”，將一湯匙泥土鎖進了銀行保險箱，同樣在那個保險箱里的，還有他和太太多年來積攢的金條、金飾。而另一匙泥土，則被倒進了茶壺，加滿開水，“每次只敢喝一小口，整整用了一個星期才喝完”。

    這些帶著“故鄉(xiāng)味兒”的泥土，其實“沒有什么味道”，但高秉涵一邊喝一邊哭，“流出的眼淚比喝進去的泥水還要多許多”。

    那時的他并不知道，何時能再踏上家鄉(xiāng)的土地。

    臺灣的“外省人”一度寄希望于蔣介石“反攻大陸”。1951年，蔣介石頒布《反共抗俄戰(zhàn)士授田條例》，凡當兵滿兩年者都獲頒“戰(zhàn)士授田憑證”，等“反攻”成功后，就可以兌換授田證上的土地。那些年輕或年長的軍人愿意相信這一切，甚至有人喜氣洋洋地規(guī)劃著：“到那時我就回去種地，種上麥子、玉米、高粱、黃豆和芝麻，剩個幾分地再種點兒菜?！?/p>

    很快，這個像泡沫一樣的許諾破滅了。和數(shù)百萬從各個港口逃離、并最終匯聚在這個島上的人一樣，高秉涵想念自己的母親，想念家鄉(xiāng)，盡管那里只有他短短13年的記憶。

    當年，逃難路上連綿的戰(zhàn)火奪走了他大部分的行李。但是，一些東西被幸運地保存下來，直到今天：一張綿紙制成的菏澤縣南華第二小學畢業(yè)證書、一張小學“流星排球隊”的合影，以及“南華第二小學二級一班”的合影。

    這幾乎就是他所能看到的關于故鄉(xiāng)的一切，盡管褪色發(fā)黃，卻仍舊珍貴無比。除此之外，故鄉(xiāng)留給他的是大把大把的記憶。當他發(fā)現(xiàn)“反攻”無望，便開始拼命地要記住過去的每一個片斷，并將家鄉(xiāng)的每一點細節(jié)都寫在日記本中：“我家住小高莊的路南，院子里有棵石榴樹。對門是金鼎叔家，他們家的黑狗很兇……”

    他的家鄉(xiāng)，就建筑在這樣無數(shù)條細枝末節(jié)的記錄之上。如今看來，它們大部分都顯得那樣微不足道。他寫下了田里的野草，“白馬尿、節(jié)節(jié)草、牛舌頭草”，也記下了大豆、麥子、高粱、谷子是常見的莊稼。至于棉花，則“一黃一白兩種顏色，快下霜的時候開花”。就連家里的小狗也被記錄在冊，“額頭上有一道白線，名叫‘花臉兒’”。當然，還有村里的一棵老槐樹、一眼井和村西邊的一座小廟。

    “拼命地記，就好像給我家照相一樣，日記本摞在一起足足有半米高?！崩先吮葎澲?，“因為將來，我總要告訴我的兒女們，老家到底是個什么樣子?！?/p>

    這樣的7本日記，被他周圍的菏澤同鄉(xiāng)視為珍寶，每當想家的時候，總會向他借來看看。日記被來回傳閱，直到翻得卷邊兒、掉頁。

    1991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淹沒了高家儲藏日記的地下室。日記毀了，但記憶還在。

    也正是在那一年，他終于踏上回鄉(xiāng)的路。

    看上去，那里似乎仍是他熟悉的村莊。土地沒有變，節(jié)節(jié)草沒有變，金黃色的玉米還是被晾曬在那條熟悉的土路上。當高秉涵踏上那條路時，他感到“心臟都快跳出來了，我就蹲下來，就哭吧”。

    當然，更多的東西發(fā)生了變化。那條在年幼的孩子看起來很寬的村路，“今天看來原來這樣窄”。他家的祖屋，如今雖然還長著金瓜和海棠，但居住在其中的已經(jīng)是一家遠房親戚。他找到了小時候和自己一起捉螢火蟲的玩伴“糞叉子”，可是糞叉子也老了，“弓著腰，拄著拐杖，走路很慢”。就連棉花的開花時令，也向后延遲了兩個節(jié)氣。更何況，這里再沒有他的母親和姐弟了。

    這個被他一刀一刀刻進心里的故鄉(xiāng)，終于還是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