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新辦就中央與達賴私人代表接觸舉行發(fā)布會

    路透社記者：我想問的是，如果今年晚些時候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的話后果是什么？他這樣做，會不會影響到中美的關系？

    朱維群：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的關系問題是中國的內部事務，我們反對任何外國勢力借 達賴喇嘛問題干涉中國的內政，我們這個態(tài)度是一貫的、鮮明的、不可動搖的。據說，美國領導人近期可能有會見達賴喇嘛的安排，如果發(fā)生這樣的事情，我們一如既往地持堅決反對的態(tài)度。我認為

    朱維群：每當有外國政要以達賴喇嘛是宗教人士為由會見他的時候，我都感到不可理喻。無視事實，無視達賴喇嘛的偽政府、偽憲法的那套東西，硬說他不是政治人物，這道理說得過去嗎？此類說法完全是自欺欺人，恐怕連他們自己都說服不了自己。美國領導人既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既然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而又和那個偽政府的頭頭達賴喇嘛發(fā)生這種關系，完全違背國際通行準則，是對中美關系政治基礎的嚴重破壞，這就叫做無理。

    朱維群：那什么叫無利呢？中美關系對于我們兩國來說都是最重要的外交關系之一，發(fā)展這種關系對我們兩國都有利，在應對當前國際金融危機這樣一個嚴峻的任務面前，發(fā)展鞏固兩國關系對我們兩國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美國領導人如果選擇在這個時候會見達賴，破壞兩國的信任和合作，對美國渡過目前的經濟危機有什么好處嗎？是為無利。我們中國人很看不起一種行為，叫做損人利己，而我剛才講到的這個行為又等而下之，叫做損人不利己。

    一段時間以來，美國一些人把美國的政治資源、財富資源，乃至引導一部分人群的同情心，投注給達賴這樣一個代表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的人物身上，而又不能給自己帶來任何的好處，委實不劃算。中國人不會對損害自己領土完整、國家統(tǒng)一和民族尊嚴的行為視而不見。鄧小平同志說過：誰也不要指望中國人吞下損害自己利益的苦果。我們非常的不希望發(fā)生那樣的事情，但是，如果發(fā)生那樣的事情，我們當然會采取相應的措施，使有關的國家認識到這一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我的問題是提給斯塔副部長的，近年中央與達賴做出多次的接觸，達賴也作出了多次的承諾，您認為他們是否信守了承諾？

    斯塔：2008年11月杜青林副主席在接見達賴私人代表的時候，明確指出：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是中國憲法明確規(guī)定的，是西藏最大的政治現實，否定“三個堅持”的行為是絕對不能允許的。達賴喇嘛方面曾經表示尊重中央政府提出來的“三個堅持”，但是在行動上并沒有兌現他們這個承諾。

    斯塔：我簡單舉幾個例子，去年5月5日達賴喇嘛在紐約宣稱：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已經60年了，該是退休的時候了。8月2日，達賴喇嘛在接受一家境外媒體采訪的時候再一次宣稱：共產黨在中國執(zhí)政已經60年了，而60年是到了退休的年齡。那么，請問這是尊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嗎？

    又比如，去年3月，西藏各族人民歡慶百萬農奴翻身解放50周年，在這個時候，達賴喇嘛方面組織一些人在我30多個駐外使館門前滋擾。去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是中華民族非常盛大的節(jié)日，而達賴喇嘛方面在這前后又糾集一些“藏獨”分子在我駐外使領館示威、騷擾、滋事。去年一年，達賴集團先后糾集一萬多人次在我40多個駐外使領館不斷進行騷擾滋事活動。

    斯塔：去年新疆烏魯木齊“7·5”事件以后，達賴喇嘛7月9日發(fā)表聲明說“對近日以來東突厥斯坦局勢深感痛心”。大家都知道“東突厥斯坦”這個名稱在歷史上并不存在，是分裂主義分子炮制出來的。達賴喇嘛故意使用這樣的稱謂，其用心昭然若揭。

    去年9月11日，達賴喇嘛還和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熱比亞在捷克同臺參加所謂的國際研討會，并且單獨和熱比亞會晤，事后達賴喇嘛還舉行記者招待會，表示對熱比亞的支持。從這些事實我們可以看到，達賴喇嘛方面口頭表示尊重“三個堅持”，但是在行動上他們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分裂社會主義中國、否定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活動一刻也沒有停止。

    斯塔：我們注意到，達賴集團在進行分裂祖國活動的時候，經常盜用“西藏人民代表”的名義，打著“西藏真正自治”的招牌。在這次和達賴喇嘛私人代表接觸商談的過程當中，西藏自治區(qū)人大副主任尼瑪次仁先生和我都已經非常明確地給他們指出，他們代表的不是西藏人民的利益，他們代表的只是被西藏人民推翻了的舊西藏封建農奴主殘余勢力的利益；他們要的也不是什么西藏人民的真正自治，而是要恢復他們對西藏人民政教合一的專制統(tǒng)治，要剝奪西藏人民來之不易的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

    今天來了很多境外媒體的朋友，我們殷切期望各位把尼瑪次仁主任和我剛才講的最后這番話，介紹給更多的人。

    朱維群：斯塔副部長講得非常好，我補充幾句話。達賴喇嘛遠的不說，就從2008年11月接觸商談這一年多里，他對于幾個話題非常的心愛，喋喋不休的講。一個叫做“共產黨應該退休”。一個叫做“2008年拉薩發(fā)生的“3·14”事件是中國政府、中國軍隊策劃、而嫁禍給他們流亡政府”。一個是我們說的藏南地區(qū)也就是所謂的“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地區(qū)，他說“這是印度的領土”。還有一個叫做他是“印度的兒子”。如果要列舉的話，我這里厚厚的一大本。這些話和他說尊重中國共產黨、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一致嗎？這樣的言論和行動怎么改善和中央的關系？所以對于達賴喇嘛來說，當務之急是要言行一致，不要再弄說一套、做一套的習氣。

    斯塔副部長和我列舉的以上達賴喇嘛言行，全部都是從達賴集團自己辦的媒體和西方一些同情他的西方媒體刊載材料當中摘出來的，沒有一個是出自我們的媒體。

    美國之音記者：有兩個問題，剛才在您的回答當中，您說在上一輪的接談當中，你們方面是全盤駁斥了或者拒絕了甲日·洛迪所提交的“備忘錄”。我想請問，在什么樣的問題上，中國中央政府愿意做出一些讓步，不然的話，達賴喇嘛方面怎么會愿意繼續(xù)和你們進行下一步的接談？第二，在您的介紹當中，對達賴喇嘛除了批評還是批評，那么我想請問，既然你們對達賴喇嘛只有批評之詞，為什么還愿意和他們繼續(xù)接談下去呢？

    朱維群：達賴喇嘛的政治主張，他自己并不隱蔽，除了那些漂亮話之外，所謂“大藏區(qū)”、“高度自治”是公開的，這些都涉及我們國家的領土完整、涉及我們國家的尊嚴，是不可以談的，我們是不可能作出任何讓步的。但是，為什么還要談？為了給達賴喇嘛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盡管達賴喇嘛長期從事分裂祖國的活動，到我們改革開放初期，也就是70年代末，他僅僅講不想搞“西藏獨立”了，我們中央就開始了和他的接觸商談，請他身邊的不少人到內地和西藏參觀。盡管達賴集團一手策劃了80年代末拉薩騷亂，給西藏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的損失，但是當他后來表示愿意在中國憲法框架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解決問題，我們又同他恢復了接觸商談。

    朱維群：難道這個誠意、這個靈活性還不大嗎？難道對達賴喇嘛照顧還不夠嗎？非要把我們的國土讓一塊給他，非要他回來恢復舊西藏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度、搞什么“大藏區(qū)”、“高度自治”，才算我們做出讓步嗎？對于他們提出的先是“備忘錄”，后是“闡釋”，我們進行了耐心的教育和開導。2008年11月那次接談當中，我對甲日先生說，我們不會和你們討論什么“西藏問題”，但是我們可以對你們這個“備忘錄”進行檢驗，目的是看你們是不是放棄了“西藏獨立”，回到了愛國的立場上來。為此，我們對這個“備忘錄”進行了全面的分析，而且專門從七個方面指出這個“備忘錄”是一個反對中國中央政府、反對憲法的東西。這種批評本身就表達了我們的誠意和耐心，而本來我們是可以對這個“備忘錄”完全置之不理的。但是這一次接談，甲日先生又把這個“備忘錄”原封不動地搬到我們面前，那么我們除了批評，還是批評之外，我還能說什么呢？如果達賴喇嘛不想挨中央的批評，那很簡單，放棄他的一切“西藏獨立”、“半獨立”、“變相獨立”的幻想，滿足中央給他提出的這些要求，那個時候，當然我們就要表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