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問責從“風暴”走向常態(tài) 各級問責辦法出臺

    考問官員民生意識

    官員問責，問的是什么？

    在國家行政學院開設了一門“黨政干部問責制”課程的楊小軍，對于問責制的建設進程長期關注。他分析說，從中央到地方的問責規(guī)定和文件，最關注的領域是兩個：一是安全生產，二是群體性事件。這兩個領域也是問責事件發(fā)生頻率較高的領域，如三鹿奶粉事件、襄汾潰壩事件、云南孟連事件和貴州甕安事件等。

    “有意思的是，最早的領導干部問責事件，就是在安全生產領域，那就是1979年的渤海二號沉船事件，當時被問責的領導干部甚至包括國務院領導等?！睏钚≤娬f。

    楊小軍同時說，在各級問責文件中，有關民生問題的內容得到了格外關注。

    比如在廣州市的問責暫行辦法中，第二章第九條中將民生事項作為一種問責行為類型專門列出，還列舉出了5種典型的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規(guī)定“對涉及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的重大問題不及時解決，或對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能夠解決而不及時解決”等情況發(fā)生時，黨政領導干部將被問責。在山東臨沂，政府工作人員不履行職責或履行職責不到位，使群眾合法權益受損，或者出現工作作風粗暴，服務態(tài)度生硬等群眾反映強烈的行為，都將被問責。

    在此背景下，許多官員因為民生事件被問責“下課”。比如去年8月4日，因內蒙古赤峰自來水污染事件，赤峰市建設委員會黨組書記被免職，建委主任及副主任被提名免職。去年12月8日，湖南湘鄉(xiāng)教育局黨委副書記、局長朱清華對校園踩踏事故負有領導責任被免職。

    楊小軍說，其實，無論是安全生產還是群體性事件等，都是事關民生、事關黨和政府形象的問題。問責制對民生問題的格外關注，說明這一制度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理念，更加注重群眾利益，是民生、民主和吏治的結合。

    問責制度化“水到渠成”

    南京市紀委負責人在解釋當地問責辦法出臺背景時表示，當前，經濟形勢嚴峻，建設任務繁重，更加需要全市各級黨政領導干部強化責任意識，積極履行職責。

    楊小軍說，其實，近年來黨和政府出臺的規(guī)范制約官員施政行政行為的制度性規(guī)定并不少，1995年頒布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便已引入了“責令辭職”，此后黨政領導干部各相關條例中頻現“問責”字樣。國務院2007年發(fā)布的《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對公務員違法違紀行為導致人民生命財產或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損失問責的各種事由、責任形式和問責程序進行了詳細、具體的規(guī)定。

    但是，這些規(guī)定在制度化、規(guī)范化方面，還存在較大缺陷，處分與問責的界限也不夠清楚，加上實踐中隨意性較大，難以應對越來越復雜的實踐需求。因此，過去一年中問責文件密集出臺，制度化建設方面取得明顯成績，在楊小軍看來是“水到渠成”。

    楊小軍同時說，在過去一年中，通過一個又一個的事件處理，責任人被問責已成為百姓和官員眼中的常態(tài)預期和普遍事實，問責制取得了實際效果。

    不過，楊小軍同時表示，當前，問責制雖然基本制度已經成形，但在一些非基本方面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和探索。例如，問責對象的科學界定標準問題，其中涉及問責哪一級哪一個領導干部，是問黨委領導干部之責還是問行政領導干部之責？又例如，問責主體問題，除了上級問責下級以外，是否應當適當引入公眾參與問責？再例如，問責之責的性質問題，是政治責任、法律責任、行政責任還是道義責任？在政治性質問責的背景下，被問責領導干部復出是否應當被更加嚴格地限制，在程序上是否更加公開透明等?！斑@些都需要在進一步的實踐和探索中予以完善?！睏钚≤娬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