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國在很多領域的改革出現(xiàn)的問題都歸罪于經濟學家是不夠客觀的。多數經濟學家沒有那么大能量左右中國改革進程，他們只是參謀，如果他們還能當上參謀的話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因為丁學良教授關于“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的一席談話所引起的爭論仍然在如火如荼地蔓延著。各大主流媒體、 各個經濟學的專業(yè)網站都在議論這件事情，甚至你在街頭巷尾都能聽到紛紛的議論。經濟學家這個群體剎那間再次成為了輿論的焦點，只不過這一次在大多數人的話語里“經濟學家”這個詞匯成為了一個被貶斥的對象。

　　丁學良教授所列數的經濟學家們的“幾大罪狀”，倒是多有合理之處。一些經濟學家的職業(yè)道德和操守確實值得懷疑，即使連一些同行也不能不對有些人嗤之以鼻。當下關于經濟學家職業(yè)道德和操守的討論似乎就像剛過去不久的那場關于法學家“良心”的討論一樣，讓人們，包括知識分子和普通大眾重新思考一個問題：那些在知識上占有優(yōu)勢的人們應該為誰說話？

　　爭論的細節(jié)就不必再去回顧了。經濟學家成為眾矢之的不是沒有原因的。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批“經濟學家”，包括那些所謂的“著名經濟學家”讓中國的經濟學家群體遭受這樣的詬病。中國怎么平地冒出來這么多經濟學家呢？一邊是飽讀詩書的學者“十年磨一劍”亦不敢自稱經濟學家，一邊是剛能看懂經濟學ABC的人就敢“指點江山”，真是“無知者無畏”“我是經濟學家我怕誰”。還有一些經濟學家搬著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上的東西到中國來做實驗，其效果可想而知。

　　我不認為經濟學家不應該去關注現(xiàn)實問題，研究現(xiàn)實問題。經濟學家們的群體個性帶有鮮明的中國傳統(tǒng)特點。中國的知識分子最講什么？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經濟學家自然也不例外。而且，中國的經濟學家們面臨的任務、環(huán)境和西方國家的經濟學家們是不一樣的。要求中國的經濟學家都躲在書齋里面不動聲色，“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不僅僅于學術研究無益，也不符合中國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tǒng)理念。況且中國的經濟改革越來越到了一個“深水區(qū)”，正需要經濟學家們“走出來”為這個國家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

　　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里面講過，評價一個知識分子首先應該看他是否對現(xiàn)實具有敏銳的洞察力。要求學者都去研究理論自然也是一種不客觀的觀點。但是一哄而上，都去對現(xiàn)實問題指指點點也不是什么好事。經濟學家們成為眾矢之的不單單是經濟學家們的問題，還有我們的學術評價標準、科研管理體制、社會評價體制等等一系列問題。

　　看到爭論的雙方已經“上升”到了罵人的“高度”，顯然爭論已然是被異化了。這場爭論承載了太多太多的內涵，已經遠遠超出了它本身所能夠承載的范圍。 就像硝煙還沒有散盡的“郎顧之爭”，已經不是簡單的幾個人的口水戰(zhàn)的問題了，它承載著在這場社會變革當中得益一方的揚揚自得，更承載著受損一方的無可奈何。不過，有一點，我覺得需要明確，不管社會是如何討厭有些所謂的“經濟學家”，不管在我們的話語里面“經濟學家”是如何“臭名昭著”，我還是認為，把中國在很多領域的改革出現(xiàn)的問題都歸罪于經濟學家是不夠客觀的。

　　教育改革產業(yè)化、醫(yī)療體制商業(yè)化、房地產業(yè)商品化中，哪一個中都有那些“接受過正統(tǒng)經濟學教育”的經濟學家的影子。但是反過來一想，是不是經濟學家正是這些問題中最容易被抓出來“泄憤”者？

　　對此，一些經濟學家應當反省自躬，然而我們的改革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些問題又多么需要我們的警醒！ 關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