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報屢次登載易培基故宮博物院盜寶一案，不但在當時煞有介事地轟動了全國，即到如今還有人將信將疑。我在故宮博物院先后服務多年(自清室善后委員會起至馬衡繼任院長時止)，得知易案發(fā)生和發(fā)展經(jīng)過�，F(xiàn)特為據(jù)實揭露，以明真相。

　　溥儀出宮時，宮內(nèi)數(shù)百間房屋堆有很多物品。這些物品由北京大學教授李煜瀛( 字石曾)領(lǐng)導組設(shè)清室善后委員會來管理。該會對防范寶物之盜失，是很嚴格的。清點時間不久(大約一年多)，成立故宮博物院，設(shè)一理事會，推李任理事長，易培基、陳垣等任理事，易兼任古物館館長。仍然依前制度嚴格保管。

　　后發(fā)生“三?一八”慘案，李石曾、易培基都被段祺瑞執(zhí)政府通緝，逃往南方。后經(jīng)四屆院長，都對宮內(nèi)寶物注意保管，加以駐院軍憲警互相牽制，互相監(jiān)視。在這樣的嚴密制度之下，易培基沒有偷天換日的本領(lǐng)，哪能盜出什么寶物！

　　戰(zhàn)局穩(wěn)定后，易培基接任了院長，在該院經(jīng)費被削減的壓力下，聽從任秘書長的女婿李宗侗的建議，把故宮所藏貴重皮貨藥材等提出處理，這些物品與考古等均無關(guān)，久留反而霉爛。于是在神武門定期標賣。結(jié)果有一天得罪了任古物館副館長的張繼之妻崔振華。崔本是有名的潑婦，當天與負責警務的李宗侗發(fā)生爭執(zhí)，回家讓張繼向易培基告狀，要求懲處李。而易素知崔是潑婦，又素知張繼懼內(nèi)，故對此置之不理。遂與崔張二人結(jié)仇。

　　適逢故宮博物院會計科負責人蕭登青因趕辦數(shù)年積壓的報銷，叫文具店老板改開幾張文具單據(jù)。一職員秦漢功曾因不良嗜好被免職，懷恨在心，恰好知道了此事，于是向張、崔告密。張遂將此事交托自己心腹檢查署署長鄭烈，囑其運用司法權(quán)力懲創(chuàng)易、李，并給秦漢功賄金，囑秦秘密審查故宮博物院呈送政府的報銷冊，指出改造的單據(jù)。鄭為指揮方便，令南京派遣檢察官北上偵查。而這位檢察官追問承造報銷單具的文具店老板所得結(jié)果，與張、崔、鄭預期目的完全相反。老板說，這次編造報銷，是要將筆墨紙張簿籍等分作幾張小帳單開列，才符合報銷冊的欄目，故叫文具店把每月一張的總帳單分作數(shù)張小賬單。而每月該店所開小帳單的合計數(shù)目，與總帳單是符合的。這位檢察官大失所望，匆匆離京南下。而秦漢功知事不妙，見風轉(zhuǎn)舵，親來找我，將整個事情情況告我，表示懺悔之意，并囑我轉(zhuǎn)告易。易囑我叫秦寫出張、鄭等人賄買他作證的坦白書交易，于是易培基得到了反攻材料。

　　易培基遂將文件拍成照片送天津報紙刊登。那時輿論嘩然，紛紛指責法曹行賄，執(zhí)法犯法。鄭烈惱羞成怒，一面多方辯護，一面通知各報館：故宮博物院的案子，尚在偵查時期，不應公開泄漏消息，凡未經(jīng)檢察機關(guān)審核的新聞稿，一律不許登載。從此易培基送往報館的抗辯文稿，都被退回。由是全國報紙只有張、崔、鄭陸續(xù)發(fā)布易培基盜寶之新聞，而不予登載易培基一點反辨的消息。以至社會人士被鄭烈等片面宣傳所欺蒙，以為真有盜寶事實。于是鄭烈又進一步宣傳“蘇州法院通緝易培基、李宗侗；易培基以畏罪逃往外國”。事實上易自辭謝故宮博物院院長后，即遷居上海養(yǎng)病，從未離開上海一步。很多知情的人都說：“鄭烈因有行賄證據(jù)落在易手，深怕易再來反攻，故必將易置于死地方休�！边@話是很正確的。

　　后來鄭烈又捏造易培基指使蕭襄沛盜寶新聞，亦極盡造謠栽贓之能事。蕭襄沛系博物院職員，在為防止日寇侵入故宮掠走國寶而進行的遷運古物的過程中，一次風聲緊急，正進行加速搶運，蕭要將一個鳳冠裝在箱內(nèi)，箱小冠大，不能封蓋。蕭即將冠上珠子摘下，當場裝入箱內(nèi)，連同其他古物裝滿一箱，然后封釘。本無倒換寶物的事。但鄭等人故意找茬兒，把該事定為“破壞古物以偽換真”的罪名。后蘇州法院判蕭襄沛幾年徒刑(幾年我記不清了)；鄭等人又在報上大吹大擂，宣傳易培基指使蕭襄沛盜寶，人證俱獲，企圖掩盡天下人之耳目。

　　當鄭烈封鎖易方消息，開始捏造盜寶新聞時，我和吳景洲、熊集生都憤憤不平，力勸易培基反訴；而李宗侗堅決反對。其理由是：誣陷者的目的是打倒自己及岳父，只要岳父辭去院長，他們的目的達到，便可安然無事，何必枉作囚犯；且執(zhí)法者狼狽為奸，是政治問題，非待蔣政府改革，無法得到公平之解決，投案反訴，沒什么用處。易培基無子，只生一女名易漱平，配了這位女婿李宗侗。易培基舐犢情深，特別溺愛女兒、女婿。采納了女婿意見辭去院長一職(李宗侗當然也隨同辭去秘書長職)，以期和緩崔振華之氣憤。不料張、崔、鄭變本加厲。

　　當時我再往上海促易仿羅文干例投案辯訴。易回答我說：當見到蘇州法院通緝我的消息時，我已準備自動投案反訴。但與幾個法律專家研究了幾次，因有兩個考慮作梗，沒有操勝訴的把握。

　　第一，中國司法名雖獨立，實際上有權(quán)有勢的達官貴人可以操縱法官欺壓平民。審判方面的推事徒有獨立判案的虛名，偵察方面連虛名也無。我若投案反訴，鄭烈等既存心誣害我，可以指使檢察官隨便加我某種嫌疑犯的罪名進行羈押偵查，一事辨清，又生他事，必把我拖到皮焦骨枯，也不會結(jié)案釋放。我有嚴重肺病，經(jīng)不起這種折磨。玄伯(宗侗)也是時常生病，過不了牢獄生活。

　　第二，我前在國民政府中因不愿巴結(jié)蔣、宋、孔、陳等權(quán)貴，以至被擠下政治舞臺。我現(xiàn)為一屆平民，無人能為我說上話去。故我和玄伯兩人誰去投案坐牢，都是枉作犧牲。

　　我聽了這番解釋，無話可說，只得長嘆一聲而退。當時常為易診病的醫(yī)師告訴我，易的肺病已到第三期，壽命難以長久了。當時我想，“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此冤永無昭雪之日了。

　　“八?一三”上海戰(zhàn)事爆發(fā)，我在重慶遇吳稚暉，他告訴我，上海長女吳珊來信，說易培基對國難非常憂憤，寢饋不安，肺病更劇，于十月間在上海私寓長辭人世了。只有吳珊一人在滬為易買棺裝殮。吳稚暉送他一幅挽聯(lián)寫道：

　　最毒悍婦心，沉冤縱雪公為死；

　　誤文賣友客，閑官相攘謀竟深。 (注：本文作者系易培基學生詳細了解本文所述案情可參閱吳瀛所著《故宮塵夢錄》一書) (余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