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六十周年祭，全世界都把焦慮的目光投向日本。
二戰(zhàn)的罪魁禍首，在德國，法西斯勢力在紐倫堡審判后，被消滅得相當徹底。
2005年4月，德國朝野上下用了一個月時間來反省納粹德國的罪行，悼念那些被德國法西斯所殺害的死者亡靈，電視臺和電影院放映揭露納
粹罪行的影片。
半個世紀以來，德國官方一直在毫不動搖地鎮(zhèn)壓法西斯殘余。
1970年，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雙膝下跪，表示對死者的真誠懺悔。
1985年，魏茨澤克總統(tǒng)發(fā)表了德國人應明確承認戰(zhàn)爭罪責的重要講話。
1994年5月，德國眾議院修改了《刑法》，以司法的嚴厲形式，明確了“任何人不論以何種方式，否定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罪行”，都構成犯罪。
1995年6月，當科爾總理訪問以色列時，親往參觀了記錄德國法西斯殺害600萬猶太人的耶路撒冷大屠殺博物館，并在留言簿上寫下：“德國人對以他們的名義犯下的罪行深感羞愧。”
而奧地利議會則在6月1日投票通過，為在納粹統(tǒng)治時期的受害者，設立一個5，000萬美元的賠償基金。因為奧地利1938年曾被納粹德國所吞并，奧地利政府要為納粹德國的罪行而承擔責任。
日本則是另外一種狀況。
1995年6月6日，日本聯(lián)合執(zhí)政的自民黨、社會黨和先驅(qū)新黨聯(lián)合向國會提交了一份“不戰(zhàn)決議”。這份題為《以歷史為教訓，重下和平?jīng)Q心的決議》才一發(fā)表，就在二戰(zhàn)受害國中，引起強烈反響，遭到了許多國家的嚴厲批評。就是這樣一紙輕描淡寫的《謝罪書》導致了一場日本政界的政治危機。
被激怒的日本最大的在野黨——新進黨決定提出不信任案，意圖解散內(nèi)閣，實行大選。
盡管由于自民黨、社會黨、新黨魁聯(lián)合執(zhí)政，三黨一致投了反對票，新進黨和共產(chǎn)黨的不信任案被否決。但是從這一事件可以看出，在對待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這一問題的認識上，日本國內(nèi)各派勢力的沖突有多么尖銳。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要重提1946年的“東京審判”。
因為東京審判使許多日本軍國主義罪犯成為漏網(wǎng)之魚，而即使被判刑的罪犯也在1949年和1950年被提前釋放。許多犯有嚴重罪行的人重新回到財界和軍政界擔任要職，甲級戰(zhàn)犯岸信介還當上了首相。1987年因放厥詞而下臺的國土廳長奧野誠亮，二戰(zhàn)時就曾擔任過內(nèi)務省特高課課長。
我們不能忘記這段歷史，特別要使我們的青年一代牢牢記住這場中國軍民犧牲了3500萬人、歷經(jīng)八年的浴血奮戰(zhàn)，牢牢記��！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1946年1月19日，經(jīng)同盟國授權，東京盟軍最高統(tǒng)帥部宣布，由中國、蘇聯(lián)、美國、英國、法國、印度、荷蘭、新西蘭、加拿大、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十一國家的代表，組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zhàn)犯。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在關于“罪行”的規(guī)定中明確指出：“凡參與規(guī)劃或?qū)嵭姓咴谕瓿缮鲜鲎镄兄I導者、組織者、教唆犯與共犯，對于任何人為實現(xiàn)此種計劃而作出之一切行為，均應負責。被告所處職位，以及被告系遵從其政府或長官命令而行動的事實，都不能使被告免于責任。”
罪行
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開庭，被控告的日本戰(zhàn)犯共28名：
1、東條英機，1937年任日本關東軍參謀長，1940年任陸軍大臣，1941年到1944年任總理大臣。頭號日本戰(zhàn)犯。2、平沼騏一郎，1939年任總理大臣，1941年為無任所大臣，1945年任樞密院議長。他是最隱秘的法西斯“國本社”領導人之人，臭名昭著的“日本法西斯之父”。3、廣田弘毅，1936年任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1945年為內(nèi)閣參議。曾參與策劃盧溝橋事變。4、小磯國昭，1939年-1940年任拓務大臣，1942年任朝鮮總督，1944-1945年為總理大臣。5、荒木貞夫，1931年-1934年任陸軍大臣，1934-1939年任文部大臣，1940年任內(nèi)閣參議。是日本資格最老、資歷最深的法西斯頭子，法西斯主義思想家。6、土肥原賢二，著名日本間諜。1931-1945年間，先后擔任沈陽警務司令、航空總監(jiān)、軍事參議官、新加坡日本第七方面軍司令，軍事訓練總監(jiān)等要職。曾于1931年掀起沈陽事件，是侵略滿洲的頭號罪魁，屠殺中國人民最兇殘的劊子手之一。7、板垣征四郎，1936年任日本關東軍參謀長，1938-1939年任陸軍大臣，1939年-1941年為日本中國派遣軍參謀長，1941-1945年任朝鮮日軍司令官。日本“少壯派”首領，一貫主張進行擴張侵略和實行恐怖政策的法西斯惡魔。曾制造了多起大屠殺慘案，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8、梅津美治郎，1936年-1945年間，先后任陸軍次官、日本關東軍司令，參謀本部參謀總長等要職。是日本軍閥極端反動勢力的重要頭目，他長期直接主持了侵略中國、進攻蘇聯(lián)的策劃和準備，他親自參與和策劃了幾十起滅絕人寰的大屠殺，殺害了幾百萬中國和蘇聯(lián)人民。9、火田俊六，1939年任軍事參議官，1939年-1940年任陸軍大臣，1940-1944年為日本華中派遣軍司令，侵華日軍最兇殘的劊子手之一。10、木村兵太郎，1940年任日本關東軍參謀長，1941-1944年任陸軍次官、軍事參議官，1945年為駐緬甸日軍司令官。11、松井石根，1931-1932年任參謀部諜派處長，1933年任軍事參議官，1937-1938年任日本華中派遣軍司令官。他是“南京大屠殺”慘案的直接指揮者和參與者，僅這一慘案中就屠殺了中國軍民30多萬人，是一個極端殘忍的法西斯野獸。12、南次郎，1931年任陸軍大臣，1933-1936年任日本關東軍司令官，1936-1942年任朝鮮總督，1942-1945年任樞密院議員，“大日本政治會”總裁。13、武騰章，1939-1942年任陸軍省軍務局局長，1943-1945年歷任蘇門答臘與菲律賓日本占領軍高級長官。14、佐騰賢了，1942-1944年任陸軍省軍務局長，東條英機內(nèi)閣要員。15、永野修身，1930任海軍參謀本部參謀次長，1933年任軍事參議官，1936-1937年任海軍大臣，聯(lián)合艦隊總司令，1941-1944年任海軍總參謀長。16、岡敬純，1940-1943年歷任海軍總務局長和軍務局長，1944年任海軍大臣、朝鮮海軍基地司令官。17、島田繁太郎，1935-1937年任海軍參謀本部參謀長，1937-1940年任艦隊司令官，1941年任海軍大臣，1944年任軍事參謀官、海軍參謀長。18、松崗洋右，1935-1939年任南滿鐵道社總裁，1940年任內(nèi)閣參議官，1940-1941年任外交大臣。19、大島浩中將，1936-1938年任日本駐柏林軍事參贊，1938-1943年兩度出任駐柏林大使。20、白鳥敏夫，1936年-1939年任駐斯堪的納維亞各國大使。1939年任駐羅馬大使。1940-1945年任外務省顧問。21、重光葵，1931年任駐華公使，1933-1936年任外務次官，1936-1938年任駐蘇大使，1938-1941年任駐倫敦大使，1941-1943年任駐偽“南京政府”大使。1943-1945年任外務大臣。22、東鄉(xiāng)茂德，1937年任駐柏林大使，1938年任駐蘇大使，1941-1942年任外務大臣兼拓務大臣。1945年起任外務大臣兼“大東亞”事務大臣。23、賀屋興宣，1937-1938年、1941-1944年兩度任大藏大臣，同時任“華北開發(fā)株式會社”總裁。24、樺木貞一，中將。1938-1941年任內(nèi)閣“興亞院”總裁，1941-1945年間任內(nèi)閣企劃院總裁，1943-1945年任內(nèi)閣參議官。25、星野直樹，1937-1940年任內(nèi)閣總務局長，偽滿洲國實際上的總理，1940-1945年任副總理大臣。26、橋本欣五郎，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家，“南京大屠殺”直接參與人。27、大川周明，日本種族主義理論家，“九.一八”事變直接組織者和參與者。28、木戶幸一，侯爵。1937年任文部大臣，1938年任厚生大臣，1939年任內(nèi)務大臣。是日本頭號戰(zhàn)犯裕仁天皇的心腹和決策咨詢?nèi)恕?
審判期間，被告松崗洋右和永野修身病死，法庭終止對二人的審判。大川周明因患漸進性麻痹癥，被法庭認定無責任能力，停止審理。實際被告為25名。
罪行
1946年5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布的日本戰(zhàn)爭罪犯自1928年1月1日至1946年9月2日，共犯有55條罪狀：
甲類：破壞和平罪
第一項：參與共同計劃或陰謀的擬定或執(zhí)行，該共同計劃或陰謀的目的在于為日本建立對東亞、太平洋、印度洋，以及位于該地區(qū)內(nèi)，或與其接壤的各國和各島嶼的軍事、海運、政治和經(jīng)濟的霸權，為達此目的，日本單獨或與其它抱同樣目的的國家一道，準備對任何反對此目的的國家進行侵略戰(zhàn)爭，或違反國際法、條約、協(xié)定及保證的戰(zhàn)爭。
第二項：陰謀侵占滿洲。
第三項：陰謀在中國其余部分建立日本的軍事、政治和經(jīng)濟霸權�！�
乙類：殺人罪
第三十七項：違犯1908年10月18日第三海牙公約第一條，發(fā)動了未經(jīng)宣戰(zhàn)的非法軍事行動來殺害軍人和平民。
第三十八項：日本違犯它與遭受攻擊國家所締結的專門條約和協(xié)定，發(fā)動了非法軍事行動來殺害軍人和平民。
第三十九項：1941年12月7日未經(jīng)宣戰(zhàn)進襲美國珍珠港，殺害海軍上將季德及約四千名美國軍人和平民�！�
第四十五項：1937年12月12日在南京組織大規(guī)模的殺人與奸淫劫掠。
第四十六項：1938年10月21日在廣州組織大規(guī)模的殺人與奸淫劫掠。
第四十七項：1938年10月27日在漢口組織大規(guī)模的殺人與奸淫劫掠。
第四十八項：1944年6月18日在長沙組織大規(guī)模的殺人與奸淫劫掠。
第四十九項：1944年8月8日在侵占衡陽時，縱容大規(guī)模的殺人。
第五十項：1944年11月10日在侵占桂林和柳州時縱容大規(guī)模的殺人。……
丙類：戰(zhàn)爭犯罪和違反人道罪
第五十三項：慘無人道地虐待敵國戰(zhàn)俘和被俘平民。
第五十四項：命令、授權和準許慘無人道地虐待俘虜和被扣留的平民。
第五十五項：不設法保證遵守對待戰(zhàn)俘和被扣留平民的規(guī)則，或不設法制止對戰(zhàn)俘和被拘平民的所犯戰(zhàn)爭罪行。
審判
東京審判歷時兩年半之久，開庭818次，法庭記錄48，000余頁。出庭證人達419名，書面作證有779人，受理證據(jù)4，300余件，判決書長達1，213頁。
這是世界歷史上規(guī)�？涨�，歷時最久的一次國際戰(zhàn)爭罪犯審判。
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出如下判決：
一、判決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廣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七名罪犯絞刑，并于12月22日夜間在東京巢鴨監(jiān)獄執(zhí)行。
二、判處荒木貞夫、橋本欣五郎、火田俊六、平沼雅一郎、星野直樹、賀屋興宣、木戶幸一、小磯國昭、南次郎、岡敬純、大島浩、佐騰賢了、島田繁太郎、白島敏天、鈴木敬一、梅津美治郎十六名罪犯無期徒刑。
三、判處東鄉(xiāng)茂德二十年徒刑。重光葵七年徒刑。
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東京審判是這樣定性的：
“它不僅是一種國際性犯罪，而且是最大的國際性犯罪，它與其它犯罪的區(qū)別在于它積聚了全部罪惡�！�
東京審判在歷時兩年七個月的審理過程中，盟國并沒有以戰(zhàn)勝國的姿態(tài)對戰(zhàn)爭罪犯以主觀、武斷的判決，而是以國際法為根據(jù)，在大量的人證、物證的基礎上，在給予戰(zhàn)犯以充分的自我辯護的基礎上而作出的公正法律判決。
后記
然而東京審判由于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東西方冷戰(zhàn)的歷史，使得審判虎頭蛇尾，留下了許多隱患。如沒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戰(zhàn)爭責任，從而造成日本一些政治勢力和民眾長期拒絕對戰(zhàn)爭進行深刻反省和懺悔，政治上長期右傾化。這也使它遠不像1945年-1946年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對納粹德國戰(zhàn)爭罪犯的那樣堅決、嚴厲、徹底。
比如，在28名被告名單中，竟沒有頭號罪犯天皇裕仁，又如，侵略戰(zhàn)爭中的重要支柱航空工業(yè)，其巨頭中島，侵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軍需大臣兼大工業(yè)巨頭藤原，三菱本社總裁巖崎，滿洲軍事工業(yè)巨頭鲇川，都逃脫了對其罪行的審判與懲罰。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隨著日本政府要對戰(zhàn)后政治進行“總決算”，否定東京審判的思潮逐漸抬頭，并在社會各方面有了一定的市場。
九十年代以來，日本努力爭當政治大國，認為東京審判的結果有損于大國形象，開始變本加厲地攻擊東京審判，使否定東京審判的思潮充斥到了政治、思想、學術、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
日本國內(nèi)這股否定東京審判、為侵略戰(zhàn)爭翻案的思潮，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惡劣影響，將對日本今后的政治走向，對亞太地區(qū)的和平與穩(wěn)定產(chǎn)生消極影響。日本右翼勢力企圖否定東京審判的逆流不容忽視，應該引起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所有亞洲國家的重視。
否定東京審判不是單純否定一次審判的結果，而是要否定日本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