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日前發(fā)表劉斯路撰寫的題為“中日關系的理性思維”一文。文章說，中國和亞洲人民目前要反的不是日本企業(yè)，不是日本人民，也不是日本文化，日本的產(chǎn)品，日本的技術，日本的資金，要反的是日本右翼勢力及其政策。
如果將反對日本右翼簡
化為“反日”，正好為日本右翼所用，進一步煽動日本國民的反華情緒，使他們的右翼政策有植根之處。文章還說，中日之間的共同利益，又是再明顯不過。中日之間的經(jīng)貿(mào)，世界第一。中國如果抵制日貨，日本也會抵制中國貨，結果是兩敗俱傷。
針對日本右翼近期屢屢挑起事端，中國內(nèi)地許多城市出現(xiàn)了反對日本成為聯(lián)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抵制日貨行為。對此，代表中國政府的外交部發(fā)言人正面肯定這些行動的正當性，但也婉轉地說：“不應將經(jīng)貿(mào)問題政治化。”事實上，就中國的利益而言，中國百姓在處理對日問題上需要更多的理性思維。
中日國家利益之爭日益尖銳
日本“入�！保袊驮S多亞洲國家認為，這是一個夠不夠格的問題，但是也有不少人并不反對。但是，日本的出版社又一次公然篡改二戰(zhàn)中日本的侵略歷史，則是絕對不能原諒的事情。中國人不能原諒，韓國人不能原諒，受過日本侵略的地區(qū)的人民不能原諒。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小泉政府為什么一再在歷史問題上發(fā)出挑釁，他就真的不知道中國和亞洲人民的反對嗎？看來，事件有深層次的內(nèi)在因素。
有人解釋，這是日本的右翼勢力抬頭。也有人說，這是日本追隨美國圍堵中國政策的結果。在中東問題稍為安定下來后，美國加大了對中國的遏制，日本充當馬前卒。所以動作頻仍。其實，這些看法都是表面的。影響日本對華政策的基點，是日本的國家利益。20年前，中國的經(jīng)濟規(guī)模才是日本的零頭，現(xiàn)在已有日本的三分之一，而且中國的發(fā)展速度遠高于日本，與日本平起平坐指日可待。亞洲雙雄爭霸的態(tài)勢已經(jīng)成形。同時，圍繞著能源和其它資源爭奪的東海經(jīng)濟海域、釣魚島及其它礁石的紛爭，日益尖銳。這只能解釋為中日的國家利益之爭。日本的日益右傾化，則不過是表像。
日本政治勢力不是鐵板一塊
但是，中日之間的共同利益，又是再明顯不過。中日之間的經(jīng)貿(mào)，世界第一。中國如果抵制日貨，日本也會抵制中國貨，結果是兩敗俱傷。所以，北京有要求理性處理對日關系的聲音，日本也有要求小泉政府改善對華關系的聲音。最終，中日兩國終將能夠冷靜地權衡戰(zhàn)略利弊，促使兩國關系走向相對協(xié)調(diào)與穩(wěn)定。日本只能歡迎中國的崛起，中國也歡迎日本成為“正常的國家”。
事實上，日本的政治勢力也不是鐵板一塊。日本媒體也認為國內(nèi)有4股政治勢力：其一是“親美國際派”，在外交上主張緊跟美國，主張“日美安保條約至上”，現(xiàn)在這一派占主流，小泉內(nèi)閣就在沿襲這種主張；其二是“亞洲國際派”，主張開展獨立自主的日本外交，既重視對美關系，也重視對亞洲特別是對中國的關系，主張在美中日之間建立一種相對平衡的三角關系，其代表人物是自民黨政治家加藤弘一等人；其三是“理性民族派”，在國內(nèi)政治上傾向于民族主義，強調(diào)日本的國家理念與國家戰(zhàn)略，但在國際關系上能理性對待，認為日本必須與亞洲國家搞好關系，特別是與正在崛起的中國搞好關系，共同構筑東亞共同體，其代表人物是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其四是“極端民族派”，其民族主義色彩比理性民族派更加濃厚、更帶感情色彩，在對外關系上既有一定的反美情緒，更有強烈的反華情緒和言行，主張構筑以日本為中心、排除中國的東亞經(jīng)濟圈，以對抗中國的崛起，其代表人物是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
反對日本右翼不宜簡化為“反日”
從這些區(qū)分，即可看到，簡單地叫“反日”口號的偏頗。真理只要多走一小步，就會變成謬誤。目前，中國和亞洲人民要反的是什么，不是日本企業(yè)，不是日本人民，也不是日本文化、日本的產(chǎn)品、日本的技術、日本的資金，要反的是日本右翼勢力及其政策。如果將反對日本右翼，簡化為“反日”，正好為日本右翼所用，進一步煽動日本國民的反華情緒，使他們的右翼政策有植根之處。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