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并不認為現(xiàn)在是中國足球革命的最佳時機,我認為應該再等兩年,但事情已經到了非常緊急的時刻,我們不想喪失眼前的機遇——以資本牽頭來切入體制,為了中國足球能有一個未來,就必須動手了,動手建立一個符合規(guī)律持久發(fā)展的新體制……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曲折坎坷,我們不后悔,因為我們在尋求一個‘道理’。
”
——徐明
“長峰中心”21樓,兩杯立頓紅茶,13份“革命性”文件,字字見血的8萬字,在革命爆發(fā)前的一刻,其實并不是與徐明對話,而是和他背后的張海、徐澤憲、尹明善一起對話,我們急需了解這場暴風雪般的革命是怎樣醞釀初生,爆發(fā)以及它將往何處去……徐明說:“文件不是我一個人制訂的,而是集體智慧的產物,我們需要充分領會它,消化它!币虼,這樣一個專訪應當成對“文件”的解讀,哪怕因為時間倉促而不盡完全準確。
革命提前了一兩年開始
記者:革命的到來猝不及防,為什么會選擇這樣一個時刻攤出革命呢?
徐:10月2日國安退出比賽后那天晚上,我就感到事情的緊急性,我在3日早上給兩個人打了電話,一個是閻世鐸,一個是羅寧,我對閻世鐸說——事態(tài)嚴重,必須快速處理,而且要處理裁判,否則會爆發(fā)出10年以來最嚴重激烈的矛盾,我同時向他說明了這個裁判在魯連幾場比賽中的問題,希望他引起注意;我給北京羅寧表達的意思是——不要說具體的點球、裁判,而要把這個事情轉向中國足球的大方向上去。為什么要打這兩個電話?是因為我認為中國足球在目前這個時候處境太嚴峻了,我擔心會出事——所以就想領導人能冷靜,快速地處理它。但我們的擔心變成現(xiàn)實,足協(xié)先是說裁判沒有問題,后來又在壓力下說有問題,事情一拖再拖,就把事態(tài)擴大了——我要說的是,我之前并沒有想選擇在這樣一個時候進行變革,我反而認為可能再過一兩年才是變革的最佳時機,但事情鬧得很激烈,我們不想喪失已到眼前的這個時機,所以就推出了這一系列文件。
記者:也就是說并非你們主觀上要去選擇,而是歷史選擇了革命,是嗎?從10月2日到10月17日,你們怎樣把握革命時機的呢?
徐:我想我們必須抓住它,14日,我們看到中國隊0比1輸給科威特,晚上,又看到國安與足協(xié)因處罰結果而僵持不下,如果不行動,中國足球確實會喪失掉一次改革的機會,14日晚,李士林給我打來電話,我第二
天就去了北京國安俱樂部,我的講話也發(fā)布了——我要澄清的一點是,我進入這件事情并不是像外界有傳言說的要收購國安,我們大連實德也不想聯(lián)盟里做大——因為這場變革是整體的利益行為,是為了今后大家能夠在一個公平、透明、公開的體系下運行。
記者:在這個過程中,你和閻世鐸有過怎樣的交流斡旋?
徐:因為14日北京國安已就足協(xié)處罰提出申訴,否則仍將退出,第二天閻世鐸問我怎么看待這件事情,所以我對閻世鐸說:“現(xiàn)在必須答應北京國安的合理要求——必須馬上召開中超委員會會議,但我認為如果妥善處理好了這個風波就沒必要公開了,如果不開會,就意味著中國足協(xié)凌駕于所有俱樂部之上了。閻世鐸是一個
開明的人,他同意了開會的要求……
記者:為什么那封未發(fā)的公開信你又準備發(fā)表了呢?是選擇時機嗎?
徐:我本想在15日發(fā)布我個人名義給中國足協(xié)的公開信,但中國足協(xié)積極斡旋于北京國安罷賽一事的態(tài)度讓我感到欣慰,所以我決心暫不發(fā)表,但是15日晚上,我認真思考了一個晚上,我認為如果要為中國足球負責,我就應該把公開信及相關材料拿出來請社會各界議論參閱——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記者:據我所知,整個革命的到來,爆發(fā)之前,你們(包括張海、徐澤憲、尹明善)有過相當時間的醞釀,這也使得你們能夠在十幾個小時就能拿出這樣一套系統(tǒng)的文件。
徐:我不否認這一點,確實在這次行動以前,在國安風波之前,不僅我們幾個甚至還有更多的投資人曾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地點(北京、上海、廣州)碰頭,就中國足球的未來共商大計,這是一個醞釀革命的階段,在很早以前我們就開始了,所以昨天我公司的員工熬夜寫到早上7時10分,把所有文件全按思路整理出來了,因為這是集體長時間醞釀的結果。
中超會議不是擊鼓鳴冤
記者:確切來講,你什么時候開始腦子里有“革命”這個字眼?
徐:很早,很早了,6年前在我參與大連足球后不久就開始了。
記者:從本來只是發(fā)表一封呼吁性質的公開信,到和盤而出一攬子中國足球白皮書,你們的動作為什么這樣猛?
徐:18日的中超會議——不能成為一個老生常談的會議,張海表態(tài),不想讓18日會議成為擊鼓鳴冤的會議,我也認為,不能把這個會議當成一個關于國安點球、裁判之類的技術性細節(jié)會議。那就沒有意義了,離中國足球所需要的真正大方向太遠了。所以我們經協(xié)商討論,決定把會議引到原則性思維上去,搬出這套文件,而不是糾纏10月2日的是非。
記者:革命就是這樣醞釀出來的嗎?你認為究竟是你選擇了歷史,還是歷史選擇了你?
徐:不是我,而是我們這幾個投資人順應了歷史,抓住了歷史,從而也被歷史選擇。
記者:你認為這套文件,這場革命的實質性內容是什么?或者間接一些,你們到底最想從中得到什么?
徐:四個權利:一、聯(lián)賽所有權;二、聯(lián)賽管理權;三、聯(lián)賽經營權;四、聯(lián)賽監(jiān)督權。特別是“所有權”和“經營權”,我認為中國足球職業(yè)聯(lián)賽應該正本清源,搞清楚一個所屬關系,究竟誰是主人?誰更有市場發(fā)言權?它是我們的東西,但這個基本上全由各俱樂部投入組成的產權卻被中國足協(xié)這個行政單位長期擁有。所有權弄正確了,產權明晰了,才能理順經營權和管理權、監(jiān)督權。這是全世界所有足球發(fā)達國家的方向,中國足協(xié)應正視這一點,不能無償擁有我們的資產。
記者:可否這樣理解,在這個原則性、方向性思路下,你起草了這些方案。
徐:對,所以我請求成立中國足球職業(yè)俱樂部聯(lián)盟有限公司,將上述四權還給俱樂部,并且公開財務賬目狀況,中國足協(xié)已經有11年沒有公開這些賬目了,這很不正常,屬于占用他人資產。我們要求:2004年10月31日前公布2004年前10個月的財務情況,11月30日前公布2000-2003年的賬務情況;2005年1月31日前公布1994年—1999年的賬務情況。(笑)到時候不知他們怎樣面對。
記者:為什么要暫時停止本年度升降級?
徐:在我們相關的材料中已充分表達了理由,我們有一個設想,中超隊伍應該擴到20-22支與國際接軌,中甲應該擴大到36支,并且分區(qū)比賽,乙級隊應該有72或108支,也分區(qū)分片比賽,只有基礎搞好了才談得上提高。
沖擊舊體制,一場資本革命
記者:我注意到,在這一套文件里,特別是在中足公司機構設置及專業(yè)委員會設置,以及中足公司章程里,幾乎全部引進了現(xiàn)代企業(yè)管理模式,請問你參照了哪些法規(guī)?是否很多從實德集團本身的機構設置里參照,拷貝而來?
徐:我們從《公司法》、《體育法》和《中國足球協(xié)會章程》得到基本指引,具體機構設置很多是借鑒實德集團本身。
記者:你已經很詳細地把13份文件內容公開,但是如何從這些字語中理解最真實、最本質的含義呢?或者說要從什么基點來領會這場革命的核心部分呢?僅從文件上還難以完全明白,你能就這13份文件直白地闡述一下嗎?
徐:中國足球的革命必須從戰(zhàn)略管理思路的轉變開始,不能簡單就事說事,它的做法應該有覆蓋性。具體來說,我們要用資本的力量牽頭,從現(xiàn)有體制中找到切口,建立一套符合中國足球長遠利益的新體制,要利用資本的力量,也就是從中足公司運營而來的一部分利潤,以制度化的方式投入到青少年培養(yǎng)中去,比如說每年中,用資本運作的利潤,以上交行業(yè)管理費用的方式給足協(xié)、總局一部分錢——總體來講,這是一場資本革命,向舊有的束縛中國足球發(fā)展的體制發(fā)起沖擊,這才是根本。
記者:具體經營術的方式也參照現(xiàn)代企業(yè)模式?
徐:對,在股東會、董事會的授權下,我們可以公開招標甚至會著重考慮引進國外專業(yè)公司,專業(yè)CEO來打理未來聯(lián)賽,昨天已經有一個公司打電話給我,表示如果授權給這家公司,將承諾第一年每支球隊分到100萬美元的紅利,3年后達到每年200萬美元并逐年遞增。
記者:這一套文件還會進行怎樣的修改?
徐:我要聲明的是——這只是我在綜合幾個投資人集體想法的基礎上進行的一個相對粗放的、原則性、方向性的文件,它在具體細節(jié)上還有很多不足和粗糙,我把它拋出來,是想引起各方面的討論,從而形成一套最終實施的方案——我剛才講了兩個基本點,需要全社會的支持介入,要規(guī)律化、透明化,需要一個高素質的經理人團隊。
足協(xié)不接受,將會有更大危機
記者:18日的中超委員會上,你安排的會議進程是什么?革命的第一炮誰打響?
徐:林樂豐總經理將代表我們宣讀、展示這些文件,闡明我們的態(tài)度。
記者:但據我所知,中國足協(xié)并沒有安排這樣的議程,他們可能會拒絕你的代表,包括其他足球俱樂部的代表進行足協(xié)不愿意看到的議題,這樣就勢必會形成一種斗爭局面。
徐:我也知道他們(足協(xié))沒有這樣的議題,但18日的會議不能搞成談國安罷賽處理意見的會議,它應該是談大方向的,如果他們堅持不接受,我認為會有更大的危機爆發(fā)出來,比現(xiàn)在還大。
記者:如果足協(xié)不接受,你們會集體退出嗎?
徐:不排除這種可能,我透露一個細節(jié),如果15日足協(xié)不同意召開中超委員會,我們會放棄17日與四川隊的比賽。我相信中國足協(xié)不會以為我們是去鬧事的,我們是去尋求一個道理的,其實那些材料根本不該我們來完成,應該是中國足協(xié)來完成的工作——我們是在幫他們干活,他們如果不按時間表執(zhí)行,我們將采取進一步行動。
記者:你認為現(xiàn)在的革命力量足夠嗎?請預測一下今后的形勢走向。
徐:其實只要有三、四家就行了。(反問)你認為會有多少家?會是哪幾家?
記者:也許5家,也許會是7家。大連、深圳、上海國際、重慶、北京,也許加上沈陽金德和四川冠城……
徐:(笑)也許全部。但我要聲明的是我們不是去鬧事的,是去推出我們對中國足球的設想和建議的。
記者:如果真到那一步,會有6—8家中超俱樂部退出打企業(yè)聯(lián)賽或財團聯(lián)賽嗎? 這樣的業(yè)余聯(lián)賽是否應向中國足協(xié)或地方足協(xié)報名注冊呢?
徐:當然要向足協(xié)注冊,畢竟它仍是行業(yè)管理機構,但按規(guī)章來講它沒有任何理由拒絕給這些企業(yè)隊注冊,我們咨詢過如果舉辦這些業(yè)余性質的比賽,只要向工商、稅務部門繳納規(guī)費,一樣能夠出售門票。當然,如果遇到國家隊要打比賽,我們會不遺余力地支持,要錢出錢,要人出人。這是國家利益。
記者:大革命來臨,覆水難收,你會后悔今天的決定嗎?
徐:(坦率地)為什么要后悔,這是為中國足球做好事,雖然前途漫漫,任重道遠,但每個人都應明白中國足球不改革不行了。明天(18日),就看這個會議發(fā)展的情況了……
(李承鵬)
編輯 張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