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１６日，記者專程赴北京采訪了札幌和新瀉中國勞工訴訟案原告律師、北京方元律師事務所主任康健。她敘述時的語速很快，聲音背后給人一種女性特有的穩(wěn)健和獨立。這種感覺幾乎貫穿了與她的整個交談過程�？梢韵胍姡@個在九年時間里義務為中國戰(zhàn)爭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提供法律幫助的女律師在日本法庭上的表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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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２４日，日本札幌地方法院以２０年的訴訟時效已過為由，駁回了中國勞工對日本政府及六家企業(yè)提出的謝罪及索賠要求。但在３月２６日，日本新瀉地方法院卻歷史性地首次裁定，１１名中國“二戰(zhàn)”勞工起訴日本政府和“新瀉港運”案獲一審全面勝訴，日本政府和新瀉臨港海陸運輸公司向王成偉等１１名“二戰(zhàn)”期間被綁架到日本服苦役的中國勞工賠償８８００萬日元（約合８３萬美元）。一勝一輸引起國內(nèi)外的強烈關注。
“相同的事實、相同的證據(jù)，不應該出現(xiàn)一勝一敗的結果。我們認為，依據(jù)我們提交的證據(jù)以及法律，完全應該勝訴，但是，竟出現(xiàn)札幌和新瀉截然不同的判決！”康健開門見山。面對札幌的敗訴，他們很氣憤。但是對這個敗訴，還是有一定的精神準備，因為札幌地方法院是在１９９９年９月接訴的，而恰在這時，忽然換了主審法官。新接的法官接手以后就是結審，他并沒有詳細地了解，所以敗訴了。當然，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面對新瀉的勝訴，他們很激動。宣判時，康健和王成偉都坐在審判區(qū)里，這時日本律師馬上豎起大拇指來了，旁聽席上掌聲一片，當時她和王成偉緊緊握手，淚流滿面。
她是山東對日索賠的“腰桿”
康健說：“氣憤增加了我們的‘反彈力’， 激動增加了凝聚力，不管是正是反，跟日本的官司沒完！”
康健代理了不少山東勞工對日索賠案，被人稱為山東勞工的“腰桿”。她說，“腰桿”不敢當，但為了山東的案子，她的腿快跑成鐵腿了。近幾年來，她為了調查取證，先后到過濟南、青島、德州、濰坊、泰安、萊蕪等１０個城市，可謂跑了大半個山東。１９４３年４月至１９４５年５月，日本強征了大量中國勞工。這些勞工主要來自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山西、河南、上海、江蘇、浙江等地，山東是受害較嚴重的地區(qū)之一。
康健特別提到山東的王成偉。她說，１９９９年底，通過有關資料，她了解到萊蕪市萊城區(qū)方下鎮(zhèn)土樓村的王成偉，曾被綁架到日本服苦役。她立即趕到那里，當時已７２歲的王成偉流著眼淚講了他的遭遇：１９４４年秋天，他和３０多名中國青壯年被抓后，在青島港被押往日本“新瀉港運”。在那里，他們做搬運工，每天工作１０多小時，每餐吃一個窩頭，晚上２０多人擠在一個屋里睡，不少同去的勞工患病而死，他也差一點兒因凍餓而死。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他被解救回國。他去時“新瀉港運”有近千名勞工，活著回來的僅有一半……
老人的話讓康健幾次落淚。她動員老人對日索賠。后來，老人和新泰的范明增、滕州的劉鳳格，還有河南、遼寧籍幾位當時的受害勞工，共１１名，一同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和新瀉臨港海陸運輸公司賠禮道歉，并賠償精神和經(jīng)濟損失。這１１個人就是前文提到的，中國“二戰(zhàn)”勞工起訴日本政府和“新瀉港運”案獲一審勝訴的那１１個人。
還有膠州的王子安，他現(xiàn)在也是年逾七旬的老人，當年他是八路軍的區(qū)小隊成員，他和三名戰(zhàn)友被日本兵抓捕，一人死在獄中。他被抓到日本后，受盡了非人的折磨，后來死里逃生；在日本還有些山東勞工得病后，不僅得不到醫(yī)治，甚至連飯都吃不上，不少人病死了；有的人還沒死，日本人怕細菌傳播，就把他們放進木箱子，活活燒死……康健聽了很多山東勞工的血淚史，聽著聽著就和勞工一塊哭起來。作為一名法律工作者，在工作中不應該夾雜感情因素，但是在調查這些索賠案中，她常常無法控制自己的情感。她說，這種心靈的蜇疼，后來都轉換成了向日本人索賠的動力。
今年３月１３日，她再一次來到山東，并邀請山東眾成仁和律師事務所律師來到禹城市，就“二戰(zhàn)”期間中國在日勞工賠償問題，一起展開實地取證調查。她說，這次調查是最輕松的一次，得到了有關部門和群眾的大力支持。在此前當?shù)毓ぷ魅藛T就走訪了６０多個村莊，查詢了３００多人次，協(xié)助整理資料８００多份。在他們到來時，當?shù)毓ぷ魅藛T把健在的７名勞工及親屬召集到一起，方便了律師們調查、取證。當看到健在的老人們決心向日本法院提起訴訟，強烈要求被告承認歷史、謝罪并賠償，同時為死去的難友討個公道時，康健很感動。她已準備全力義務配合這場訴訟，在日本地方法院起訴當年的加害企業(yè)。
我們討的是一個公正
“日本侵華這段歷史讓人痛心落淚，讓人充滿了對侵略者的仇恨。我們要公正，我們要真正的歷史！打這官司就是在尋找正義和歷史真實！”康健激動地對記者說。
�。叮纺昵氨l(fā)的那場日本侵華戰(zhàn)爭給中國人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據(jù)估計當年有１００多萬人死于日軍的細菌戰(zhàn)、毒化武器；近４萬人被強征為勞工，其中６０００多人不堪奴役，客死異鄉(xiāng)。南京大屠殺、七三一部隊細菌戰(zhàn)和活體解剖、平頂山慘案……這些血洗的歷史帶來的傷痛至今難以愈合。為了討回公道，從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后期，我國的一些戰(zhàn)爭受害者就向日本提起訴訟。
作為畢業(yè)于中國政法大學，曾任北京第一律師事務所所長的康健，曾多次萌發(fā)過代理勞工對日索賠案，但真正讓她下定決心的是１９９５年。那年她參加聯(lián)合國第四屆婦女大會，在和日本女律師代表的座談會上，日方代表大森典子突然提出議題單子上沒有的內(nèi)容，就是要給中國海南“慰安婦”訴訟提供法律援助，希望得到中國律師幫忙。她說：“說實話，最初我有些懷疑，也很戒備，日本律師為什么要為中國受害者提供免費的法律幫助呢？后來我看到他們已經(jīng)擬好的起訴書，又對情況做仔細考察后，才消除了疑心。繼而想，人家日本的律師竟有如此之舉，我們中國的律師更應該這樣做。沒想到從那時起，這件事一做就做了９年。更多時候，我甚至覺得自己不是以律師身份，而是以那些受害者身份在出庭。”
對日索賠最難的是調查。她記得在河北的一次調查中，只知道縣址和一個姓氏這點線索，她只好和同事帶上面包和水，根據(jù)姓氏逢村就問，跑了十幾天也沒有結果。有一次來到河北易縣，聽說有個村有人在日本服過苦役、現(xiàn)在仍活著的勞工，他們立即前往。出縣城到村子要走４公里的山路，山道崎嶇，他們走了５個多小時。但當在這個村里終于見到這位當時的勞工，并聽他控訴日本當局的罪行時，全身的疲憊很快又轉換成了憤怒。
康健還提及了兩位當年的北京勞工。趙宗仁是北京市海淀區(qū)人，當時他們在塘沽住了７天，正趕上勞工們鬧肚子。他們住在海邊上，日本人發(fā)現(xiàn)誰拉肚子，就派人抬出去扔到水坑邊上，他們眼睜睜地看到，不一會兒的功夫就有狗過來撕著人吃。北京崇文區(qū)的姚義等人被日本人抓去后，把他們的衣服都扒光，大冬天里用噴霧器往他們身上噴冰涼的藥水，說是消毒。每人只發(fā)一件草織的短褲和沒袖的褂子，夜里大家緊緊地擠在一起用身體互相取暖……從河北、河南，康健聽了很多勞工血淚史。
說著說著康健眼睛濕潤了：“過去勞工們的血淚，現(xiàn)在我們的努力，并不僅僅為了錢，關鍵是為了討一個公正，讓當年的侵略者低下他們罪惡的頭！”她透露，現(xiàn)在他們已登記查實了１０００多名勞工，已為２００多人起訴，其中未結案９起，結案１起。今年７月，他們還要向日本宮崎地方法院提起訴訟。
最渴望得到中國民眾的支持
康健的話題又回到新瀉和札幌一勝一負的官司上：新瀉的被告企業(yè)是一家，札幌的被告企業(yè)是６家，而且都是大公司，札幌屬于北海道，當年中國的勞工有１００００多人被抓到北海道，所以應該是重災區(qū)。如果北海道的防線被突破了，那么日本政府和其他企業(yè)也很難再頑抗了，所以，日本政府和相關日本企業(yè)為了推卸責任，他們不得不竭盡全力在札幌抵抗。
對日索賠在法律上的難點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日本政府總是以國家無答責，公民個人是否有權起訴國家；二是訴訟的時效；三是處置期間的問題。日本一直是以這三點來進行抗辯的，抗得最“硬”的就是“國家無答責”和時效，“國家無答責”的意思就是在天皇制的國家，國家犯了錯誤不需要承擔責任；時效就是，日本政府一直以１９７２年開始計算，訴訟超過了２０年就不能再提起了。日本自己宣稱是一個民主國家、法制國家。面對這么一個嚴重的反人類的犯罪，如果不承擔責任的話，何談什么民主與法制！我們受害者受到這么嚴重的侵害，絕不言放棄。中國勞工對日索賠問題，只是中日之間眾多歷史遺留問題中的一部分。像當年侵華日軍留下的化學武器，也多次傷害了中國平民，并且還引發(fā)了新的對日索賠案件。由此看來，我們對日的索賠官司任重而道遠。
面對今后的對日索賠案，她認為，最大的困難不在法庭上，在于中國國民的支持程度，這是非常重要的，以及日本國民的支持程度，這也是非常重要的。每一次勞工代表去日本，在民眾當中宣講的同時，日本友好人士也會自發(fā)地給我們募捐。這些募捐款是我們赴日經(jīng)費的重要部分。讓更多的原告出庭作證，讓日本人看到這樣活生生的例子，這對于我們訴訟本身特別重要，同時對日本社會也會有很大的震動。但是，由于經(jīng)費的關系，我們沒有辦法讓更多的中國勞工到日本作證。
現(xiàn)在我們在艱難之中，不斷閃現(xiàn)出希望。比如在新瀉的起訴我們勝了，這一勝意義重大。日本政府已經(jīng)沒法再拿著《中日聯(lián)合聲明》，說你個人無權起訴，也沒法再說時效超過了，不承認戰(zhàn)爭期間的責任了。至少，對于受害者和公眾，歷史變得更清晰了。
對日索賠還可以在本國起訴�？到〈淼摹拔合闾锼髻r案”拉開了中國人在自己的祖國展開對日索賠活動的序幕：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７日，魏香田等１４位在日本侵華戰(zhàn)爭中被擄掠到日本強制勞動的中國勞工作為原告，向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交了狀告日本熊谷組等５家企業(yè)損害賠償?shù)钠鹪V狀。在本國起訴，無論從訴訟的成本還是輿論的支持上都明顯勝于奔波萬里的異國訴訟，但問題是，即便勝訴了，還必須有一個日本政府或企業(yè)認可并執(zhí)行的問題。因此，解決起來，還相當難，但這也是我們對日索賠路上的一大希望。
采訪結束時，康健要求公布她的聯(lián)系方式，以期讓當時受害的勞工們與她聯(lián)系。她的電話是：０１０—６６０８５３４３；傳真是：０１０—６６０８５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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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華文媒體認為
新瀉勞工訴訟案獲勝是歷史性突破
３月２６日，日本新瀉地方法院歷史性地首次裁定１１名中國二戰(zhàn)勞工起訴日本政府和“新瀉港運”案獲一審全面勝訴。
日本華文媒體中文導報文章說，本次新瀉裁判是中國勞工戰(zhàn)后賠償訴訟中的歷史性突破。新瀉裁判首次認定了國家在強擄中國勞工事件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并有賠償義務，同時也繼福岡裁判后，第二次由法庭向企業(yè)發(fā)出了賠償命令。
■ 訴訟備忘錄
中國人戰(zhàn)后賠償訴訟運動，大抵分為勞工、慰安婦、化武傷害和細菌戰(zhàn)幾大系列。 ２００１年７月，東京地裁在劉連仁案裁判中判定原告一審勝訴；
�。玻埃埃材辏丛�，福岡地裁認定戰(zhàn)時強擄勞工是國家和企業(yè)的共同行為，判處三井礦山賠償原告方１１００萬日元／人；
�。玻埃埃衬辏痹�，京都地裁駁回了“國家無答責”的法理；
�。玻埃埃衬辏吃�，東京地裁也駁回過“國家無簽責”的法理；
�。玻埃埃茨辏吃拢玻度�，新瀉地裁首判國家和企業(yè)共同承擔法律責任，支付賠償金。這些微小的進步不斷積累，終于迎來了新瀉裁判的歷史性勝利，也將對整個戰(zhàn)后索賠運動起到積極的牽引作用。
■ 日本律師觀點
中村洋二郎是新瀉勞工案律師團的團長，他為新瀉勞工案的勝訴立下了赫赫戰(zhàn)功。
中村洋二郎說，任何關于強擄勞工問題的審判，從未認定過政府有罪，新瀉的勝利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日本政府依舊想用“國家無答責”和“時效除斥”來推脫罪責，但在正義面前他們失敗了。
幾年前的劉連仁案，政府只承擔在戰(zhàn)后保護不當?shù)淖镓煟皇菑姄飫诠さ淖镓�。前段時間的福岡判決，也只認定了企業(yè)有罪。這兩案雖然判了原告方勝利，但對日本政府基本沒什么影響。而新瀉的勝利為將來的徹底解決全部勞工問題打開一個口子。
中國被擄勞工有４萬余人，而勝訴的原告僅為１１人，將來如何徹底解決全部勞工的問題？
中村洋二郎認為中國被擄勞工那么多，不能光靠部分勞工代表的起訴，我們新瀉律師協(xié)會發(fā)起了一個倡議：效仿德國，建立勞工賠償基金，徹底解決中國勞工的賠償問題。不過這非常困難，首先一關就是日本政府。我們已經(jīng)征得了全日本律師協(xié)會的聲援，給政府施加壓力。
日本很多市民還是紛紛對我們表示了支持。我們律師團的很多費用就是依靠市民的募捐得來的。（記者 楊潤勤）
責任編輯：趙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