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亮

　　1958年3月，身為文化部長的作家茅盾給作家協(xié)會辦公室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現(xiàn)在寫一點我個人的規(guī)劃，可是規(guī)劃是訂下來了，能不能完成，要看有沒有時間。這就希望領導的幫助。一、幫助我解除文化部長的兼職和政協(xié)常委的兼職；二、幫助我解除《中國文學》和《譯文》的兩個兼職；三、幫助我免掉今年的出國任務。如果照上面所說，一面掛名兼職這么多，一面又不得不把每星期五分之二的時間用在開會、酒會、晚會等三種‘會’上，那么我就只能不寫小說了……”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讀到了這封信。第一個感覺，是非常地驚訝。天底下難道真有這樣的怪人？不想當官，不想露面，不想出國。而且是親筆寫信提出。雖然你工作緊張，雖然你熱愛創(chuàng)作，但也未免太違反“常規(guī)”了。于是，作為大學一年級新生的班主任，我將這篇文章推薦給了我的學生，想聽聽他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一個學生說，茅盾真是太偉大了。大凡能有大成就的人，必然會有與眾不同的新思維。尤其是那些文學大師，像李白、陶淵明等，都是視榮華富貴如糞土。如果整天想著升官發(fā)財，整天忙于開會、出國，又怎能寫出駭世之作？

　　一個學生說，茅盾的做法太“虧”了。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人都爭著搶著要當官？因為當官就是一種待遇、一種地位、一種名聲和一種象征。別說當部長那么大的官，就是當個縣長、市長，立馬就會身價倍增。而茅盾老先生呢，卻硬是要扔掉已經到手的“金飯碗”，似乎有點太“傻”了。

　　另一個學生說，我覺得茅盾應該安心當好文化部長，因為這是國家委以的重任，也是黨和人民對他的信賴。在沒有當官的時候，他可以以寫小說為主，但既然當上了文化部長，就得以管好全國的文化事業(yè)為主。再說出國也并非沒有益處，學習國外的先進文化，借鑒西方的文化精髓，促進我國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不也是一件好事嗎？

　　又一個學生說，時代是不斷變化的，不同的時期對領導干部的要求也不一樣，過去可能不需要你出國，但現(xiàn)在就需要你出國去學習；過去可能需要你身兼多職，現(xiàn)在可能只需要你干好一件工作。所以領導要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對自身的要求也要適應不同時期國家和社會的要求，這樣才能盡到自己的職責。

　　還有一個學生說，茅盾的這番話，和個人的因素有很大的關系，要是換了另一個人，可能就會作出相反的決定，人和人是不同的，所以，我們也不能將茅盾的牢騷推而廣之，更不能認為其他有相同境遇的人，都應該這樣說或這樣做。

　　最后我作了一個結論：茅盾發(fā)牢騷，的確是特殊時期的一個特殊個例。不過茅盾帶給我們可以思考的東西很多。作為學生，從茅盾的身上，我們必須領悟：學業(yè)和事業(yè)，對人生是多么的重要。當然，對于時下那些爭著要官、爭著兼職和爭著出國的人來說，就更應該以茅盾為榜樣，多干些實事，少要些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