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保堂表示，對于吉縣來說，盡管是一個窮縣，但10萬元的策劃費還是拿得出來的，他是覺得一審法院要求支付費用的理由不充分，在他看來，對方雖然始終參與了“飛黃”一事，但是所作所為并不令人滿意。而且，他覺得法院不能就這樣簡單地把策劃人的名義加到對方頭上。陳在法庭上提問：“如果他們是策劃人，那么我們是什么？”看來，如果在確定了吉縣縣委和縣政府策劃人的地位后，吉縣似乎可以接受調解，給予對方一定的費用。因為在一審判決中，雙方似乎都已經意識到，在“飛黃”活動中，山西省農科院名優(yōu)產品開發(fā)中心的確“敲了敲邊鼓”。

　 開發(fā)中心拒絕接受調解主要還是因為堅信自己本身就是策劃人，而10萬元是對自己建議書的認可，并不是在“飛黃”活動中的其它費用。按照他們的理解，還應該從“飛黃”活動的收益中分成。能夠接受一審判決本身就是一種委曲求全的做法。

　 他們堅持認為，自己所做的策劃雖然不是對具體“飛黃”活動的策劃，但它是一種宏觀上的策劃。在“飛黃”當天，陳保堂在開幕式上也提到此活動的策劃方有山西省農科院名優(yōu)產品開發(fā)中心。至于后來“飛黃”活動中并沒有完全依照策劃方案去做，不完全是他們的責任，也不應影響他們的策劃人的地位。

　 回想當初，朱朝輝“飛黃”被稱為新一代農民的精神體現(xiàn)，許多人對于他飛越壺口的那一瞬間記憶猶新，可是誰曾想到此次壯舉之后還會有這樣說不清的官司。正因此，接受記者采訪的旁聽群眾都希望在庭上針鋒相對的雙方，在庭外能接受調解，低調處理。說到底不就是一個錢字嗎？